她抬头望望，太阳已经偏西了，柳树上一树蝉声，叫得人心烦。她现在去找谁呢？自从老支书和老村长这两个凤凰堡的“顶梁柱”南下之后，村里的党支部只剩下五个支部委员：新任的支部书记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老好子”，怕得罪人，在支部发生争论时，常常是模棱两可，摇摆不定。大军渡江前，调南下干部，他也不愿去；胜利后，他听到出去的人当了县区干部，又后悔不及，现在跑到城里找他的老战友“找工作”去了。再就是村长李能，已经觉得担任村里的工作，对他的发家致富是一个妨碍。还有一个是青年团支部书记，出外办事还没回来，剩下的就是小契和她了。在村里发生了严重的敌情，地主阶级和一切封建渣滓们又蠢蠢欲动的时候，连支部委员们也召集不起来，大妈的心里怎么会不着急呢？她感觉到，胜利了，和平了，乡村的工作反而不如在战争的年月里来得顺手。
“问题一定要解决，决不能让谢清斋他们奓刺儿！”
大妈这样想着，拢拢被风吹乱的头发，擦擦脸上的汗，就往小契家里走去。
小契住在老村北，紧巴着村边儿。这是一个十分破旧的院落，说它破旧，还不如说是滑稽，你就是走过几个省，也难看到这样的地方。院子里的几面墙都没有了，可是惟独那个砖门楼却好端端地立在那儿。仿佛向人表示：“既然我的主人把我留在这儿，我只好听命；至于你们，客人们，你们爱怎么进来，那就一切悉听尊便。”原来，这也是分地主的一座院落，三面都是砖墙。几年前，小契已经故去的妻子建议养猪，没有砖垒圈，小契就把墙拆了一个豁口，打算日后补上。谁知这个盖房砖不够了要借50，那个要垒鸡窝没有砖要借30，既然墙拆开了，小契也就一律慷慨答应。这样，渐渐墙拆光了，就只剩下那座孤零零的被遗忘了的门楼，成为小契家最独特的标志。
大妈向院子里一看，里面也乱得厉害。墙角里堆着断了把儿的木锨，破了的犁铧，剩了两股的三股叉等等杂物。窗台上堆着男人、女人和小孩的破鞋，还有几个长了一层红锈的臭了的手榴弹。房檐下垂挂着山药干、破鱼网和十几张野兔皮。
大妈看了一眼，轻轻地叹了口气，走进院子。
“小契！”大妈叫了一声。
听听没有动静。她料想小契酒还没醒，就推开了屋门。到里间屋一看，见小契果然四角八叉地在炕上仰着，打着呼噜，睡得正香着呢。他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也拱在他的胳肢窝底下睡着了。
大妈看着这屋子，真是要多乱有多乱。两个大立柜，一高一矮，完全是缺乏计算地并排摆着。立柜的一个铜环上挂着一面孩子玩的小鼓，另一个铜环上，是小鼓的近邻——一个大葫芦，里面装着一只刚长起茸毛的小鸡儿，叫人怎么也想不到它们会摆在一起。绳子上搭满了衣服，七长八短地拖拖着。墙角里有一个没有靠背的罗圈椅，上面堆的也是衣服，羊皮袄的一条袖子搭到地上。墙上挂着一条车子带，顶棚上挂着两个粉纸糊的灯笼，一盏提灯。在这些杂乱无章的天地中，还有一架漂亮的穿衣镜，蒙满了灰尘，它鹤立鸡群地站在那儿，仿佛满含委屈地抱怨主人没有根据它的身价给以特别的优待。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好像悄悄地说：“主人哪，只要你稍稍地调整一下，我们就可以各得其所了。”可是在搭衣服的绳子上挂着的笼子里，有两只俊俏的白玉鸟，却毫不介意地轻灵和谐地歌唱着。好像说：“算了，算了，你们还是多多谅解一下主人的具体困难吧，当然，主人习惯上的缺点也是不可否认的。……”
“唉，家里没个人儿就是不行。”大妈又叹了口气，坐在炕沿上去推小契，“醒醒！醒醒！”
“嗳！……咱爷儿们多年不见了，再喝两盅！”小契迷迷糊糊地说。
大妈又推了他一把：“这个混球儿！你睁睁眼！”
小契睁了几睁，才把那双红眼睁开。
“我还当是嘎子呢！”他噗哧笑了。
说着一骨碌坐起来，揉了揉眼，关切地问：
“你到大能人那儿去了没有？”
“别提了。”大妈生气地说，“他不管。”
“为什么不管？”
“他正急着做他的买卖呢！”
“哼，我早看他跟咱不一心了！”小契跳下炕来，“走！他不管，咱们管！”说着往外就走。
“看你慌的！”大妈指着他说，“你要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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