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到电报了吗？”
“看到了。”
“电报上怎么写的？”
“电报上写的是‘父于一月二十六日病故’。”
“电报是给你的吗？哪里来的？”
“姓名是新文字字母写的，我认不清。哪儿打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哭。”
“怎么没有听你讲起？”
“我对谁讲去？我哭了好几天。我要给父亲做乃孜尔，库图库扎尔爸爸说那是老旧的习俗，他不能公开地做。”
“总可以告诉乡亲。死了人，总是要吊唁的。”
“可我没有户口……”
“这和户口有什么关系？”伊力哈穆喊了起来，“那么，你为什么不报户口呢？”
“库图库扎尔爸爸说，上级不会批准，说是还要等待一个时期。后来我说，既然报不上户口，我就回南疆。几天以后，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便无处可去了。”
沉默了一会儿，库尔班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我知道了，我的父亲没有死，他活着，这是真的吗？可靠吗？”
“是真的。”
库尔班的悲苦的脸上显出了笑意：“我再也不在伊犁呆下去了。哪怕是徒步走路，哪怕是爬行，我也要一步一步回到父亲的身边！”
“为什么走路？你没有钱坐车吗？”
“呵……对。我也可以坐车。您说得对。给我父亲写一封信吧，您帮我写，告诉他，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伊力哈穆从上衣口袋里的记事本上撕下了一张纸，刚写了两句，库尔班又说：
“不，先不写了。”
“怎么？”伊力哈穆问。
“父亲等着我寄钱去，而我只寄去一张纸，他会失望的。”
“你……没有钱寄吗？”
“爸爸说，我挣的钱他给我存下，将来等我大了给我成家，现在一分钱也不能动……”
“他是这样说的吗？”伊力哈穆的声音嘶哑了。
库尔班不了解伊力哈穆为什么突然激动起来，他问：“伊力哈穆哥，您怎么了？”
“没有什么。”伊力哈穆控制住了自己，低声回答。又说，“如果需要给你父亲寄钱，我这儿有一点……”
“不……我怎么能用您的钱，”库尔班大人一样地用右手抚胸，表示谢意，“我跟库图库扎尔爸爸要去，他会给我。我先寄十块钱去，等收完麦子，我就回家乡。”
“如果你愿意在伊犁生活，户口当然是可以报上的。”伊力哈穆提醒说。
“不用了，我想家了。我家门口有一棵桑树，比这棵大得多，”库尔班深情地抚摸着桑树，“我们全家住在一间大土房子里，墙是用泥抹在树条子编的篱笆上修成的，冬天，羊和鸡和我们住在一起。伊力哈穆哥，您别笑话我们，那里风沙大、水少，条件当然不如伊犁。那里我们也说喝茶，指的是开水，不放茶叶，我们没有钱买茶叶。解放前，我们世代是霍加的奴隶。冬天，我父亲有时就睡在放在土炉上的抬把子上边，上面冻着，下面烤着，他的肺病就是那时候坐下的。可我们那里的农民都是非常好的人，朴实、真诚、爱帮助人，每一家做什么好吃的都要分给邻舍，一家宰羊十家嘴上抹油，谁也不计较钱财……不像伊犁人这么奸酷……”
“伊犁人奸酷吗？”伊力哈穆笑了。
“呵，我说错了。我是说，有少数人太油滑而又刻薄……”
他们的谈话没有再继续下去，上工的钟声响了，社员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站了起来。
一下午，伊力哈穆想着库尔班的事情。他想起第一次在库图库扎尔的家里见到库尔班的情景，沉默的孩子，满腿的泥……库尔班吃饭的时候是多么拘谨啊，还说他不吃肉呢……库尔班劳动，工分都记在帕夏汗的名下，说是因为他“没有户口”。听艾拜杜拉和吐尔逊贝薇说，当队上和团支部组织活动的时候，库图库扎尔就以库尔班不是这里的人——没有户口为理由，不允许通知他。前天里希提到七队来，伊力哈穆问起这个事情，里希提也说这事太怪，大队分工管民政的秘书要给库尔班登记户口，但库图库扎尔说这孩子暂住一个时期还要回南疆的，不需要报户口。可库图库扎尔又声称库尔班是他的儿子……这些情况是多么可疑呀！把这些情况与今天下午读了的信和库尔班叙述的情况联系起来，便可以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却是令人不敢相信的判断。尤其是，这个库图库扎尔伪称库尔班的生身父亲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存下钱来成家的话，伊力哈穆是何等地熟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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