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什么，在今天，在解放了的时代，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在光明幸福的人民公社里，他却从库尔班身上看到了虽然是一点点，却分明有些类似的影子？难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蹂躏人的现象还能改头换面地保持下去，即使只是保持一点点残余吗？难道千千万万受苦人的抗争、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拔除了一切剥削制度的总根子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能允许存在哪怕是极个别的这种现象吗？
不，不能！
因为有毛主席！有党！有人民公社！有人民！
在这样的事情上，他能够不激动吗？
是的，我的激动是合情合理的，伊力哈穆想到，然而，在激动的情绪中往往办不好事情，我警告了库图库扎尔和穆萨。但是，我并没有抓住库图库扎尔的黑手。尽管有关库尔班的事情，库图库扎尔的解释、说词和自我辩护都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但是，我还不能提出充分的事实去揭穿他的谎言。我本来应该先和库尔班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我本来应该先做好周密的调查研究，我本应该另找机会和乌尔汗，和穆萨也包括和库图库扎尔分别好好地谈一谈，那样，我就能更妥善，更有把握地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结果呢，和库图库扎尔、和穆萨形成了僵局，而另一方面，吓坏了乌尔汗，吓跑了库尔班。
乌尔汗，临来哈什河的时候我已经委托米琪儿婉和再娜甫去做做工作。库尔班呢？库尔班怎么办？
还有库尔班的父亲呢，可怜的老惹扎特……
临来的前一天，我用库尔班的名义给岳普湖县洋达克公社的惹扎特阿洪写了一封信，寄了二十块钱。钱本来是米琪儿婉给我叫我买小摇床的，她怀孕了。这是我们结婚四年的第一个孩子。我说服了她，我借来了再娜甫姐的旧摇床，涂上了彩漆，和新的一样。这也许可以算做一件好事。但是，那个欺骗、剥削库尔班的黑手并没有被我抓住，更谈不上斩断了，这乃是我最大的失职。
如果我向公社党委提出控告呢？
可以谈一些情况。但是，公社党委不可能立即作出权威的判决，而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乡亲父老，他们原则上是不喜欢反映情况告一个什么人的状的。从我个人来说，我可以观察库图库扎尔个人的品德，作出我的判断，我有权不喜欢、怀疑，甚至厌恶这个人。但是，这不能代替对一个人需要严肃慎重的作出的政治结论、不能代替对一个干部的工作的全面评价。而且，库图库扎尔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必须服从大队党支部的领导，我必须尊重他的职权。问题的症结还不在这里，如果换一下地位，如果我是他的上级，如果我是公社党委的第一把手，难道就因为我的怀疑和厌恶便采取组织措施把他从大队支部的领导岗位上赶下去吗？不，不可能这样简单地处事。否则，只能破坏我们党的生活准则，我们国家的生活准则，造成更多的混乱，给敌人打开更多的缺口。
当然，我不能在原则问题上退让和妥协，我没有退让、妥协过。一年多来，我和库图库扎尔以及穆萨，做的斗争难道还少吗？去年冬天，在党的组织生活中，我就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支委会的集体领导、大队加工厂的方向、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等问题，提了不少意见。有许多事情解决了，但马上又出现了新的事情。去年秋天割草的时候，我制止了穆萨队长提出的自割自卖的资本主义办法，但是今年，他又去搭棚卖瓜了。在死猪的事情上我不顾库图库扎尔的包庇敲打了包廷贵并使之有所收敛，但他又携带现金和物品去了乌鲁木齐。应该说，我的这些斗争，是远远不够的，其收效也是有限的。许多事都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我不可能随时在他们身旁，拽住他们的胡作非为的手和胡言乱语的舌头。
而且我做的这些事，太费劲了，太吃力了，上级说，这样那样是“滑向了资本主义”，而我要做的是“坚持社会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只须要轻轻一滑，而社会主义，硬是要使出吃奶的力气、咬牙切齿地顶在那里；为什么资本主义就像哈什河顺流而下，社会主义却像是一道难以修好垒结实的大坝，随时有被冲垮的危险呢？
那么，怎么办呢？用个什么办法，把农村的阶级斗争全面地系统地彻底地和深入地抓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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