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赛里木是抱着急切地求知的心情，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下来的。他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并不过大，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万能的领导者。
在公社，他和赵志恒大致地谈了谈。赵志恒建议他去爱国大队，这是一个不错的大队，那里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中间，有一些很出色的人物，他们夺取了生产和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这又是一个敏感的大队，地处公路侧旁，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曾经在那里活动，出现了小麦窃案和死猪闹事的事件。那里有一些扑朔迷离的情况。“大队领导班子恐怕也有一些问题，”赵志恒说，“六一年是麦素木在那里抓点，换掉里希提的做法我本来是不同意的，但是麦素木坚持得很厉害，公社领导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最后还是换了。”
“现在的领导库图库扎尔是个怎样的人呢？”赛里木问。
“库图库扎尔也是老干部喽。有能力，也有干劲。但是他不太实在，有时候说假话。”赵志恒没有说更多的，他不愿意以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去干扰领导同志亲自去调查分析的思路。
在去庄子的路上，赛里木碰到了前去装粮的、来自乌鲁木齐的拖挂载重汽车，他上了车，直接来到阿卜都热合曼为首的一个麦场。给汽车装麦，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驾驶员笑嘻嘻地拿出公社粮站开的三联单，生产队凭单据去粮站结账，计算在缴售任务之内，不用经过粮站的转手，麦子直接由麦场装入卡车，拉到乌鲁木齐的面粉厂。这样做，简化了手续，免去了生产队自己出车马人工装运的麻烦，不仅这么一次装运就抵得上农村多少高轮车和胶轮车的运量，不仅这样的装车可以从运输单位得到优厚的报酬；这样装粮也不仅仅是图一个干净、利索、装卸方便、行走安全、吨数多，能更好地完成吨公里指标的美差；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直接沟通了、密切了农民和国家、农民和工人、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在这里，驾驶员和农民的关系不仅仅是运输和装货的关系，驾驶员变成了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的代表，而社员们呢，无比生动地、可以触摸地感到了自己是在支援国家、支援城市和工人阶级。
汽车一停，人们马上兴高采烈地拥了过来，与驾驶员热情握手问候，与赛里木问候。人们以为他是驾驶员的副手或者粮站新调来的会计。然后，立即忙碌起来，似乎都知道汽车的时间的宝贵。有的拿起木锨和扫帚进行装袋前的最后一遍清理，有的在检查麻袋有无破洞和点数，有的在推移粮袋并迅速过磅，有的在扛运和搭放从地面到车厢的跳板，有的在预备纸笔和“啪”地一下甩净了算盘，然后就是张袋、灌袋、过秤、登记、上肩、上车、放下……赛里木话也没有说就扛起了麻袋，没有人注意他。那位能开动如此大型卡车的技术高强的“老”师傅，二十一岁的驾驶员（他现在是场上最受尊敬的能人）都破例来扛起了麻袋，那么，这个陌生的司机助手或者粮站会计，伸过脖子来一袋又一袋地扛起就走，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每袋小麦一百二十公斤至一百六十公斤，先是脖颈和肩背顶起来，然后走上忽闪忽闪的跳板，进入车厢，撂下，码好。赛里木扛了两次呼吸加深了，面色微红，身上也发起热来，由于用力，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舒畅。只是走上跳板的时候，小腿肚子似乎有那么一点别扭，看来，近半年来还是参加劳动少了，值得警惕的一个信号……
“一百三十五！”
“又一个一百三十五！”
“一百四十二公斤半！”
“这个麻袋沉，换个大个子来吧。”
“少废话！往这儿压……”
“一百七十一公斤？”
“什么什么？”记账的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人们喊着，叫着，笑着。像过年一样的快活，像巴扎一样地红火。
一个高个子、白皮肤、眉毛微挑着的姑娘赶着装满油菜籽的牛车——这已经够稀罕的了——来到了场上，也三下五除二卸掉了菜籽，把穿在牛鼻子上的皮绳往牛脖子上一抛，跑过来，排在等候过秤的扛麻袋的人的队列里。
“让我也扛两趟吧！”她说，好像在争取一个幸运的机会。
“这不是女孩子的活！这不是玩的！”有人告诫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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