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去！不要掺和到查账的事里去！先请十天病假，我去和里希提说去。查账，这是上边的事情。要不，谁愿意查谁查去！我们的事情是抡砍土镘和服从领导，你记住：奉公守法，奉公守法，还是奉公守法！要懂得害怕，不害怕的人一个又一个地完蛋了，留下的只有会害怕的人。好人哪一个不知道害怕？坏人哪一个不声称自己是啥也不怕！哪怕上级任命这根不会说话的桩子当队长，我们见了它也要低头行礼！”阿西穆慌慌张张地说。
“爸爸，您不懂……”伊明江试图解释，但是阿西穆不容他说话，阿西穆尖声喊道：
“我不懂，你懂吗？结果的树枝都是低着头的……低头走你的路，不要管旁人的事！”
“爸爸，生产队是我们自己的……”
“生产队是你自己的？你把生产队的化肥拉一车来，上到咱们的园子里……”
和这样的父亲能讲什么道理呢？他已经把姐姐逼走了。而且这样一个白胡须的男人，动不动就哭。父亲掉起眼泪来了……伊明江推开门走了出去，不顾父亲“回来！”“回来！”的嘶哑的叫嚷。他住到艾拜杜拉家里，恰巧查账也忙，他借口晚上太疲劳，懒得回庄子，一连三天没有回家。
阿西穆家里“祸”不单行。自从库图库扎尔在瓜地向他谈到爱弥拉克孜的婚事以后，他决计答应帕夏汗说的那一门亲。对方是伊宁市擀毡子的一个工匠，每月能挣八九十块钱，只是，他先天缺一只耳朵。那又如何呢？女儿缺少的是更要紧得多的一只手。少一个耳朵，少听一些乱七八糟的流言，少生气，少惹是非。阿西穆收下了男方的使者送来的砖茶和馕，而且和“使者”讨论了条件：他要求男方给爱弥拉克孜做两套、给自己、老伴和伊明江各做一套斜纹布衣服；给爱弥拉克孜添置两条头巾，其中一条头巾是羊毛制品，外加一双皮靴。当男方的使者略露难色的时候，他掐起手指和人家算，爱弥拉克孜在他家已经二十余年，长这么大，容易的事吗？每天都要吃饭，每年都要做新衣，光袜子不知穿了多少双……
爱弥拉克孜知道以后，断然拒绝。尤其最最可怕、对于阿西穆如同霹雳当头一样的是，女儿没有哭，没有讲述任何理由，没有说自己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而是干脆宣布：
“您们再也不要管我的事情！我一辈子也不结婚！永远！”
胡大呀，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啦？老年间，对于这样的违抗父母的孩子应该怎么办呢？用绳子勒死还是用匕首像宰羊一样地宰掉？当然，他阿西穆做不出这样的事，但是他想起了老年间的风俗，想起了自己的结婚……不错，十多年前就有什么妇联干部来宣传过婚姻法，他从来没有把这种新的法律放在心上过。政府的法律是政府的事情，穆斯林的生活有自己的法律。不是让自愿吗？这好办，父母做主，儿女接受，走到公社民政干事面前，说“我们是自愿的”，这不就“自愿”了吗？
几天以后，爱弥拉克孜调到了新生活大队新成立的医务室，搬走了。
现在，儿子也不回来了。
为什么阿西穆要受到这样的打击呢？是不是因为去年封斋月里他白天无意识地咽下一次口水穆斯林在斋月中不得白昼进食、饮水，也不准咽口水。？
儿子走了三天，他发了三天呆，眼睛花了耳朵背了，心里想着的一到嘴边就说错，管老伴一会儿叫“我的孩子”，一会儿叫“我的女儿”，本来要说“给我倒一碗茶”，却说成了“我要喝牛奶”，难道他已经老糊涂了？难道胡大已经准备拿走他的灵魂？
第四天，伊明江回来了，和赛里木一起来的。今天，赛里木在他家吃饭，前一天热依穆江已经通知了他，他忘记了告诉老伴，没有买肉，没有打新的馕，砖茶也只剩下一小撮。他和老伴商量怎么样做饭，被赛里木听见了，县委书记制止了他们另想办法的一切打算，和他们一起吃着放了好几天的、因为没有掌握好发酵火候而带有酸味的馕。县委书记还征求他对于生产队的意见，他连忙声明并无任何意见。而征求对于大队的意见，他更是连声表白一切满意，又征求他对于队里种冬麦的安排的意见他不能不说两句了，他说：
“种麦子要讲时间，种早了长叶过多，更容易冻死。种晚了苗弱，影响第二年的产量，可咱们麦地多，拖拉机播种机又有限，从头到尾一种就是两个月，这怎么行呢？依我说，多套一些犁铧，播种机不够就用牛，再不行就两班倒，歇人歇牲口不歇犁，抢在九月份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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