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维吾尔人的谚语说：“夸奖自己是头号傻瓜，夸奖自己的老婆是二号苕料子。”好吧，我本来就傻哟。我还是要说说狄丽娜尔。在伊犁河边，谁没有听到过狄丽娜尔唱歌？她唱起来的时候，燕子都不再高飞，羊儿都停止了吃草。全世界再也找不到长着她那样的长眉毛和圆眼睛的姑娘。我早就注意到她了，但是，事情是从那天去伊宁市开始的。去年春天，青杏子像豆粒儿那么大的时候，那天我去伊宁市办事，我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飞驰，突然，背后一颤，一个姑娘跳到我的自行车的货架子上，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有打。那就是她，她时而用一只手扶一下我的后背，一会儿撒开手，让我老是担心她会掉下来。于是，我心花怒放，车蹬得飞快，我记得车一直紧跟着一辆解放牌大汽车飞跑。到了伊宁市，背后突然又是一震，等我回过头来，她已经消失在西沙河子的白杨林里。真是精灵一样的姑娘！
……为了她，我一夜又一夜地拉着手风琴。为了她，我挖掉了年年可以获利的伊犁特产紫皮大蒜，在房前种了那么多鲜红的玫瑰。有一天她和她的女伴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到伊犁河岸去玩，我也追了过去，当着她的面，我突然一个猛子扎到流势十分凶猛的伊犁河里，她吓得大叫起来。一分钟以后，我冒出来了，手里抓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您知道她的父亲吧，四队有名的木匠，刻板的宣礼员亚森，当他知道他的女儿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气成了什么样子，我委托旁人向他解释，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等于是亲戚，我早早就割了包皮，我从小又不吃猪肉……但是，对于我的请求，他的回答是把狄丽娜尔关在房子里。狄丽娜终于跑了出来，跑到我这里。我举行了加入伊斯兰教的仪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社发给了我们结婚证。里希提书记和其他一些头面人物也找亚森大伯做了思想工作，但是亚森大伯仍然不准狄丽娜尔回家，也仍然有一些老顽固对我们侧目而视。为了我，狄丽娜尔她……
呵，这些说得太多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忽然，出现了一个灾星，一个戴眼镜的毒蛇，一个两条腿的狼——木拉托夫。四月初，他来到了我们家，和父亲谈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谈“人和人是同志、朋友和兄弟”，谈“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他和我父亲悄悄地谈了许多许多。父亲的腰杆挺起来了，眉毛挑起来了，嗓门也变大了。几十年来，父亲好像一条晒干了的咸鱼，木拉托夫的到来好像把咸鱼泡到了温水中，它膨胀了、灵活了，虽然仍是没有活鱼的灵魂。我的父亲告诉我：
“准备好，回国去。”
我问：“回什么国？”
他答：“苏联。”
我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二十六个年头里，他差不多说遍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名字，但是从来没有提过苏联，甚至没有说起过“俄国”，没有提到过俄罗斯或者乌克兰，他的所谓回国，使我大吃一惊。您知道，我长年看水磨，很少参加政治学习。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我也是听磨面的顾客说的。但是，我的并不愚笨的头脑却可以判定一个情况，那就是说，如果苏联成了我的父亲的“国”，就不怎么像我的国。父亲心灵的冷酷正和我的心的软弱一样登峰造极。再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能想象离开中国，离开伊宁市的金顶寺和伊犁河岸的马兰花，更不要说离开伊犁河谷的乡亲们。至于我的妻子，她对祖国的忠诚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圆满无缺，清澈照人。她在我们的新房里贴上了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天安门广场的图片，这大概是父亲如此厌恶自己的儿媳妇的主要原因。半年来，他没有理睬过狄丽娜尔，狄丽娜尔也不与他讲话。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对父亲说：
“不去！”
“什么？”他火了。
“到苏联去干什么？苏联那里有我的什么？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是中国人……”
“狗崽子！”他骂起来，而且扬言要杀掉我。我呢，也攥紧了拳头，瞪大了眼睛。后来，他一个人走了。
以后是四月三十日的大风之夜，那天白天，地主婆子玛丽汗对我讲了一些讨厌的话。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风声之中我听到一种响动，我推开门，走了出去，响声是从库房那边传来的。我向那边走去，结果挨了一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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