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没有走得那么远。在最后一刻，或者更正确一点说，在最后一秒钟，他停下了步子。他收住了脚，他转过了身，他面向着祖国而背对着境外，他不走了。但是，他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来历。他隐姓埋名，假报自己叫安尼瓦尔斯拉木，且末县人。他说了个且末县，不仅因为他年轻时接触过一个且末行商，知道了且末这个地名和一些有关的情况；更因为且末是新疆的最偏僻，最边远的一个地方。且末和它的姊妹县若羌，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东缘，周围数百公里之内渺无人烟，西通库尔勒、南通民丰的公路常常被流沙阻住。再找不到比它更僻远的所在，连方言也与南疆和北疆的绝大多数地方有所不同。 在边境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被遣送到了且末。到了且末，他向当地政府声明，他本来是伊犁人，全家已经外逃，他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祖国，他再没有别的亲人，在政府的帮助下到且末来探访他的一个远亲，当然，远亲没有找到，他申请留在且末种地。人口稀少而冬小麦富裕的小小的且末县的一个公社顺利地（应该说是欢迎地）接纳了他。他定居下来了，他生活在著名的罗布泊边。且末和若羌，都因罗布泊这个湖泊而著称于世。罗布麻，罗布方言，这些名称都自那个湖泊而来。他耕作在罗布泊畔，他是一名模范社员，从天不亮到天黑，他像土拨鼠一样地穿行在田地和泥土之中，按天记分的时候，他经常早作晚收，中间不休息；按定额完成百分数记分的时候，他经常帮助体力弱的人，装车的时候他站在迎风吃土的地方，修渠的时候他站在低洼泥泞的地段，锄草的时候他专找地头地边，草多土硬的长垅下砍土镘，割麦的时候他利用休息时间割芨芨草供应大家腰子。他的劳动无可指摘，只是他的话少，他的笑容更少。两次队里把他评为五好社员，可是他坚决不肯接受奖状，队长觉得他不可理解，一个自作聪明的年轻的会计说他是一个光知道劳动而毫无政治积极性的典型。为他说亲的使者越来越多，甚至于那个公社的一个小学教师，一个长着鹅蛋形的脸、细长的眉毛、戴着纯金耳环的大姑娘，一个本地著名的美人、被说成是因为过分挑剔而年龄偏大还没有嫁人的“公主”，给他写了一封情意缠绵的信。这一切都被他拒绝了，这也引起了种种猜测和议论，只是由于他的劳动和品德白璧无瑕，深得人心，所以才没有产生什么恶意的流言。
一九六四年冬天，四清工作队到来了，他非常害怕，听了一个月的宣传讲解以后，他带上随身换洗的衣服，带上两个大馕来找工作组。他交代了自己的真实情况，他准备好了立即接受拘捕和制裁。他交出了连夜写的书面交代材料和绝命书。他严肃地考虑了由于自己罪大恶极而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他情愿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惩罚。他唯一的要求是在他饮弹伏法以后把他的绝命书交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如果妻儿还在中国的话。
他的绝命书是这样写的：
我的亲爱的过去的妻子乌尔汗和可爱的儿子波拉提江：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活着。也许你们被欺骗、被裹胁，真的到了那边，在饥寒中，在冷眼和轻视中流落异邦？也许你们还留在家乡，代我受辱，代我受罚，你们作为反革命外逃盗窃犯的亲属而受到应有的监督管制？也许乌尔汗妹妹已经再婚而留在我的名下的只有永久的诅咒！也许你们已经在耻辱和磨难中患病在身，或不久于人世？但是，我没有忘记你们，对于你们的思念，这是比我即将接受的处决更痛苦的报应，对于你们的思念，回忆，这却也是我的罪恶的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一片光辉。当然，这种思念只不过给你们带来耻辱而已。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夜，大风呼啸，飞石走砂，天昏地暗。库图库扎尔，这个伪装的歹徒，这个不见血的杀人犯和两条腿的狼把我从家里叫了出来，我在迷茫之中被他引到了地主婆子玛丽汗的家门旁。不知从哪里出来了三个人把我拥到了玛丽汗家里。库图库扎尔不见了。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来过咱们家的赖提甫。另外两个人的凶恶的样子我就不细说给你们了。赖提甫说，目前侨民协会在伊宁市设立了几个转运站，各县准备去那边的人在那里食宿，办理手续和购买汽车票。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去阿拉木图，转运站需要很多的粮食。因此，他们要求我打开仓库。我说我不准备去苏联，即使我准备去苏联也无权打开仓库，因为仓库里的粮食属于七队的社员。那两个凶神一样的人掏出了刀子，说是没有时间和我进行争论，行，跟着他们一起干，不行，送我下地狱。赖提甫又告诉我，大队书记也是他们的人，全伊犁都是他们的人，侨民协会的命令就是最权威的命令，他们说什么都算数。而且，他们从库图库扎尔处知悉，公社党委已经上报准备逮捕我，一两天批下来我就得锒铛入狱。只剩下了一条路，跟他们一起干，他们将负责把我安全地送到侨民协会转运站，送到边界那面，保证我可以在塔什干或者阿拉木图，在伏龙芝或者杜尚别或者阿什哈巴德任意选择职业，并且由于我在后勤供应方面的贡献说不定还要获得一笔金卢布奖金。而且，赖提甫补充说，他将立即采取措施把你们二人也送到那边去，我们将会团聚在一起。在赖提甫说完这些以后，他们从我的腰身上搜去了随身携带的、我习惯地把它绑在腰带上的仓库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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