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字字道：“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两次，中央电视台。一次是《焦点访谈》采访，一次是关于你的专题片，七频道，里面有你儿子，卷花头，说起话来小大人似的，你儿子说你性格急躁。你是急躁，在连队里就是。”说到这他又那样轻轻一笑，“还有，你的话剧《父与子》演出的消息，新闻联播都播过。”
如果这就是“全国的知名人物”的标准，那我倒也是真的够了。不管什么事，大概都是各有各的标准。一个从士兵到师长的军人，认可的可不就是这些？至于文坛、文艺圈里面的长短是非，他们才不会关心。想到这儿，心里熨帖了些，就开起了玩笑：“那你怎么不打个电话来，为‘全国的知名人物’祝贺一下？”
说是玩笑，也是真话。我的情况，他显然清楚并十分关注，怎么就一直连个电话没有？九江一别一年多了，这才是第二次通话，还都是我打去的。
他很认真地回答：“一直想打，有几次电话都拨一半了，又放了，总觉着不好，你老往人家女同志那儿打电话，算怎么回事？”
心异样地跳了一下，但马上想到这未必不是他的一种针对所有女性的一贯作风，是几十年严格严厉的野战军生活塑就的克己自律，或曰，刻板僵化。这使我觉着好笑，就想逗他：“哎，我马上要下部队，去你那里怎么样？”
他立刻说：“好啊！什么时候？”
这时我才蓦然一怔，才发现这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每年有下部队生活的任务，下部队兼看战友，于公于私，有利无弊，怎么早没想到？放下电话我着手写下某部队生活的申请报告，并很快得到了批复。
这天，我正在收拾行装，门铃响了，想是妹妹来了，她今天的火车到，用休假时间来帮我照看海辰。我放下东西去开门，门开后半天没喘上气来，门外笑吟吟地站着两个人，雁南和小梅！没等她们坐下妹妹到了，接着，海辰放学回来。于是我们决定出去，妹妹和海辰会影响我们说话，对于我们，他们是外人。
我们去了距我家很近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是小梅的提议，她在这院里住了两年多将近三年，对周边环境非常熟悉。她说：就近找一个环境好的地方，接着就提到了香格里拉。雁南没说话，她不了解情况。香格里拉环境好不假，但是那里的饭菜之难吃之贵也是同样的不假，可作为东道主，我不好说什么。就这样，决定了去香格里拉，走前我抽空打开抽屉抓出里面所有的钱塞进了包里。
在一层中餐厅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餐厅门口穿着民族服装的一男一女正用二胡和扬琴演奏《青藏高原》，旋律宽阔舒缓。菜价比预想的还贵，我边看菜单边想不知道钱包里的现金够不够，如果不够，他们这里刷不刷卡。我在这吃过几次饭但都是别人掏的钱都是公务。在北京住的人，自己掏钱吃饭，没有来这里的，除非傻瓜。现在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傻瓜。也是情境所迫。倘在十年前，不，五年前，我都会坦然对朋友们说出不能来这种地方的理由，但此刻我说不出口，五六年没见了，彼此已有些陌生了，我不想让人误解。
从母亲去世，我再没回过家，也就再没见过雁南；和小梅也是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她刚走我们时而还通个电话，随着时间推移，电话渐少渐无。心里彼此是惦记着的，只是没时间没精力罢了，不管什么情感，爱情友情亲情，维系都需投入，起码要投入时间，中年女人已无力再做到样样周全了。但彼此的大致情况还是知道的。雁南的儿子人称读书奇才，上小学时连跳两级，十二岁已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学习上不用雁南操心，生活上有他爹照顾，雁南只需一心工作，现在已经是军区总院的妇产科主任。这次来北京是为乘机去美国，参加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妇产科大会并做大会发言；小梅已经离婚又结婚了，和她的副连长。当初说是能在我这里待三年，没待到三年就走的原因是她的副连长召唤她了，当时我开玩笑不开玩笑地说她重色轻友，她还是执意走了，害得海辰两岁半就进了幼儿园。他们去过深圳，跑过广西，下过东北，吃过不少的苦，有一次坐闷罐火车坐了三天三夜。现在她和前夫百祥各自都有了各自的孩子，都是儿子。百祥的儿子是百祥的，根据是，长得跟百祥一模一样，越大越像，站在一块儿，就像同一款式大小不同的两只鞋。这使小梅欣慰，良心上少了许多自责，说到底，百祥是个厚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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