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真的，为什么？但我没有力量细想，“不。”我只有机械地重复。
“不会怀孕的。”
“不。”
“真的不？”
“不……”
他放开了手。他站起身来。他走了。
我独自躺在我的小屋里，好久，一动不能动，脑子也是，好像是服多了冬眠灵。后来，病加重了，感冒未愈又添腹泻，我的自我诊断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病完全好了时，我的理智才恢复了。我谴责自己，严厉如谴责一个堕落的女人。
我去剧院，这天正是《周末》剧组的建组大会，全团集合，一路上，大伙对我的到来表示出的由衷欢迎使我心情明朗，使我更坚定了对那一切的厌恶。但我不打算不公平地仅指责对方。由后台进入剧场时我在化妆间里停了一停，化装间到处是明亮的镜子，对镜照照，镜中人沉静，自信，生气勃勃。我笑笑，走出化装间，向剧场走去。我已决定了再见他时的表情：大方，诚恳，热情，庄重。总之，一如既往。我做得到的，只要我想做到。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上午，领导讲话，导演阐述，演员发言……一直到十一点半。心里不知为什么总像缺点儿什么似的空落落的，静下来想想，不得不承认，这是因为一上午没有看到他的缘故。几次有意无意四处扫视了整个剧场，没有他的影子。他去哪儿了？
出差了。还有一个礼拜回来。
心里一阵怅然若失。为什么这样？难道在厌恶的同时还存在着思念？不，不是思念。这不过是想在唯一知道这龌龊秘密的另一个人面前表白自己坦荡的急切罢了。这秘密太沉重，唯此才能减轻它在自己心上的压力。我等着他的归来，我要彻底结束错误，恢复正常。要让他知道，我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女人并不都如男人一厢情愿所揣测的那样。希望他不要把我在病痛中的软弱当做对女人的经验接受下来，那不过是一个错误，一个正常状态下不会发生的错误。
这其间我应邀又去了我那位男友家一次，程序内容与上次完全相同，做饭，吃饭，说话，只是在分手前有了一点变化：临出他家门的时候，他把两只手轻轻放到了我的肩上，轻到那只是一个姿态，几乎没有实质上的碰触，然后，轻声问我：“可以吗？”我眼也不眨地干脆说道：“不可以。”他点点头，收回了手，丝毫不以为忤，大概是把我的拒绝理解成了矜持、羞涩。一个男人连想亲热亲热都要先征求意见，要先问一声“可以吗？”那答案就只能是，不可以。凭着这个“面”，这个“肉”，这个怯懦腻歪不敢承担就不可以。那一瞬我想起了他的吻，坚决果断地，不容置疑地，居高临下地，更重要的——适时准确恰到好处地！……全身禁不住又是一阵颤栗，通了电一般。
我等着他回来。
他回来了。
在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他，是在路上，从宿舍去剧院的路上。面孔半点儿也不耽搁地发起烧来，我没有办法，只好盯着路旁矮墙似的冬青拼命想：这么多树怎么会长得一般高呢？修剪过？并没有见谁修剪啊！真可笑，一般高。……他在看我。我没看他，但全身都感觉到了他的目光，那目光深厚锐利，心又抽搐了。“病彻底好了？”他总算开口了。我点点头。“我走的时候太匆忙。”我点点头。“我买到那本书了。只买到两本。你一本。”拒绝吗？可这是书，一本时下令人趋之若鹜的书，拒绝了反倒显得心中有鬼。收下？又怕他错误地理解了这接受。怎么办？给他钱。对，给钱！……下次单位开会，他拿来了书，我一手接书一手递过去攥在手心里的九元八毛三分钱，那三分是三枚一分的硬币，亮亮的从我手里跳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看着钱，没有说话；我拿着书走了，也没有说话。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说话。有人在时说，没有人时不说。
一切跟想象的全不一样！
正常似乎没法恢复了。我害怕见到他，见到他就紧张，紧张得连傻瓜也会看出些许端倪；又渴望见到他，他好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没有，生活便残缺不全了。那种种精心设计的大方诚恳热情庄重全没用上，用不上！我为自己惊讶，我想准是我的神经出毛病了。出毛病的是神经吗？我自己十分清楚，不是。我厌恶自己，厌恶他，厌恶我们之间的那件事情。可是又渴望，抑制不住地渴望，渴望着重新体验，胸中如有两军对垒，互不相让，战争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事必须有一个结果，否则，我永无宁日！他呢，他怎么想？我们仍不说话。有人在时说，没人在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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