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东西都搬光了，沙发，茶几，电视，餐桌，椅子、冰箱……连厨房里的排风扇都卸走了，留下了一个方方的大洞，洞下面的窗台上潲进来一片雨渍；瓶瓶罐罐遍地都是，打开来看，全是空的，搬得非常细致。我们不约而同、一前一后上楼。眼前出现了奇迹：卧室里的那张床居然还在！床上居然还有一套卧具！忽然地，我明白了对方的思路。她搬走东西不是因为赌气不是为了惩罚，完全是为了她日后生活的实际需要，给我们留下的这套生活必需品，就是她冷静权衡的明证：以免惹得狗急了跳墙，去找她的麻烦，她是彻底地放弃了他了。实际情况比想象的单纯，仅是物质上的问题要好办得多。她的这种无理贪婪也彻底摧毁了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去除了我对她所能有的全部内疚。糟糕到极点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彭湛的脸却仍比外面的天还要阴沉，终究是角度不同。我轻轻搂住他的胳膊，说：“没关系。”我们去食堂吃的饭，主要是陪他吃，我几乎没吃，吃不下，没有食欲。他吃了三个馒头，两份菜，一碗面汤，毕竟两顿没吃了。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有感触，想，到底是男人，拿得起放得下，心胸开阔。也是在后来，后来的后来，我才了解这并不是由于心胸，而是一种个体差异。个体差异用在这里是我的一种杜撰，我的确切意思是，肉体需要之于彭湛，似乎永远占据统治地位。从食堂回来，我们收拾房间，擦，扫，刷，洗。有了具体的事情和目标，加上想到晚上不必出去流浪，更重要的是渐渐意识到这已是我的家了——尽管一穷二白四面徒壁，但却是我的了——心情开始慢慢好转，由于活动，冻得发僵的身体也开始暖和。为了抵御屋外的阴凄，我还开了楼上楼下所有房间的灯。
房门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刚好收拾到客厅，门开后，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被从半开着的门缝里搡了进来，同时响起一个老妇人愤怒的声音：“你们去度蜜月！玩儿！让我给你们带娃儿，不要脸！”
只听到了这个声音，没看到人，大门就“砰”地关上了，惊魂未定的小男孩儿反身扑到门上，伸出小手去够门锁，同时大声哭叫：“姥姥！”彭湛走过去把小男孩儿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亲他，不停地安慰他。“爸爸，”小男孩儿哭泣着用小手指门，“妈妈——”
我呆呆地看着，有些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像是在看电影，又像是在梦里。
小男孩儿叫冉。
我带冉在院里散步，雨后的太阳干净明亮，花坛里的花仿佛一下子全开齐了，黄的，粉的，白的，一大块一大块蓬蓬勃勃，空气中弥漫着的花香浓得都有些呛人。不时会碰到同样出来散步晒太阳的老干部老太太，几乎每个人看到我和冉都会微微一怔，然后更注意地看一看我。他们都认识冉，不认识我，自然要想：这人是谁？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尽由他们打量揣测不予理会，全然陌生的环境使我勇敢。但当有那么一天，冉出现在我们单位的院子里时呢？
冉的出现给我的婚姻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名义上和实际上的不圆满。
“我要回家！”冉嚷。
我看表，才一点一刻，彭湛刚睡了二十五分钟。彭湛回来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辞职，洽谈，跑各种手续，这几天夜里一直睡得很迟，最早的一次十二点半。早晨还要早早起来，办事得遵循人家各机关部门的作息时间。昨天夜里跟人谈事又到凌晨，因此中午这觉十分重要，冉若在家他就睡不成。冉是个不肯安静的孩子，不是楼上楼下地乱跑，就是大喊大叫，大声唱歌。他的嗓子倒是很好，音准也好，乐感尤其好。歌他只唱一个，翻来覆去，是当时被混血儿费翔唱得红透了大陆半边天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支歌的旋律完全超出了一个幼儿所能驾驭的范围，冉应裕自如。每一个半拍，切分音，弱起，气声，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且能做到像费翔一样，边唱边跳，一手举麦克一手指前方：“你就是那一把火——”那麦克通常是一本卷起来的书。冉有艺术天分，这似乎是家族遗传。
彭澄给我们寄来了一千元钱，汇单附言上写的是：祝哥哥和姐姐白头到老。她仍依从在云南时的称呼叫我，传递着一种对于至亲至爱骨肉之情的渴望。她没有父母没有姐妹，从此后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相依为命。当时屋外阴雨不断，屋内凄凉混乱，这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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