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参加他们的谈话，沏了壶茶，给每个人的杯子里倒上，就离开了。一听经济问题，我的脑子容易短路，无论怎么集中精力，把每个字都听清了，仍是搞不明白意思，索性不听不问。上面的话，是我来回路过时听到的，因为谈到了电影，我熟悉的行当，才算记得比较详细。
家里没有电视，也没什么可看的书，我和冉在楼上相互为伴。他画画，我看他画，他很高兴我看着他画。画一个人，说“这是爸爸”，再画一个矮一些的，说“这是阿姨”，再画一个更矮的，说“这是我”。他画的是我们目前的一家三口。
冉开始认可现实。曾几次想就现实的问题同彭湛好好谈谈，来兰州后我又跟单位续了十天假，但不能总是续假，假期到了怎么办？但他不愿谈，谈不了几句就搁浅。“你来嘛。”每次，他总是这么回答我。
“问题是，我来干什么。”
“来了再说。”
“来了再说不行。”
“好了好了，关于这个家，关于将来，你尽管放权给我，由我安排，好不好？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咱们家将来绝不会比任何家庭差！”又是这句话，但这时我已没有了初听到时的兴奋。他很乐于谈将来，谈以后，对今天怎么办，明天干什么，从来不说，不知是不屑还是不耐，还是心里压根没有。也许这也是男女的差别？男人嘛，是应当宏观一些，目标远大一些，那么好，具体的、近期的、日常的琐事，就由我来安排。
“韩琳！”彭湛在楼下叫，我答应着下了楼，来到客厅。“倒水！”他左腿压着右腿，整个身子深陷在沙发里，冲茶壶扬了扬下颏。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暖瓶就在楼下的厨房，他离着比我近得多，我非常清楚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我非常的不喜欢，有意思吗？有意义吗？令他如此反复再三乐此不疲？每一次我都忍了，不想让大家难堪，他却不懂得这是教养，是尊重，反成了瘾似的变本加厉。数年后同申申闲聊时聊起过这些琐事儿，申申说，这是你的老问题了，看着挺聪明，处理起具体事儿来还不如普通的家常妇女。要叫我，第一次就坚决地毫不含糊地给他一个迎头痛击，保证他不敢再来第二次。我说申申你说得对，但是我不喜欢。夫妻间那种愚蠢浅薄的勾心斗角，我真是不喜欢。她说可是人家喜欢，早说过你俩压根就不是一个筐儿里的人不能往一块装，你不听，怎么样？从前，还是单身的时候，我就很怕看到夫妻在我面前表演亲热、展览不和，或像彭湛似的非要在外人面前争个我高你低，那每每使我如坐针毡。前车之鉴将心比心，我想我不能这样做，可惜彭湛不配合。……客人们都静了下来，看我，令我感到了一种被迫降低水准的耻辱。我一声不响去厨房拿暖瓶给他们续水，我如果不这样做只会使所有人包括我更加难堪。客人走后我说彭湛：“你怎么跟农民似的！”“我们那不正谈事呢么。”他冲我嬉皮笑脸，一句话就堵住了我的嘴。语言在夫妻间就是这样的没用，夫妻间那许多的微妙事情，用行动说话往往比语言简洁明了，也有效，比如像申申说的“迎头痛击”。但我做不到，我喜欢朴素自然平和，喜欢跟我的丈夫相互尊重。硬碰硬，硬欺软，还是夫妻么？那样的日子过起来，累也累死了。
我把这种种种种的不一致用了一个很大的词儿做了概括：价值观。当然并不是说我对他错，不一致罢了。夫妻之间无是非，只有合适不合适。
续的十天假期又到了，我必须返回北京，偏偏彭湛他们的事正忙到哏节上，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冉怎么办。他让我把冉带去北京。我飞快将北京我的宿舍、工作、周边环境等诸方面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说我不能。他再没有说话，伸手关了灯。这时是晚上，我们都上了床，冉已睡着了。黑暗中，他在大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弄得我久久无法入睡。早晨一大早他就出去了，招呼都没打，饭也没吃。我一个人在家里收拾着要走的东西，忐忑不安，怒气冲冲。他直到下午才回来。
“你去哪了？”
“找他妈去了。”
我反应了一会儿才想起“他妈”是谁。“找她干吗？”
“带冉。”
“她怎么说？”
“跟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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