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多多就告诉她，晚上学校要来家庭访问，让她等着。
吃过晚饭不多久，果然有人敲门，正是多多学校的工宣队师傅和一位老师。他们坐下来先是环顾了房间，接着便和蔼地询问家里的情况：
多多的父亲多少工资，母亲多少工资，弟弟妹妹多大年龄，多多的身体好不好，等等。然后就开始了动员工作。端丽心里别别跳着，早就在做着回绝他们的发言准备。这会儿，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就气急败坏地说：
“多多年龄很小。参军年龄，工作年龄都是十八岁，她不到十五，不去。”
“李铁梅也很小。”那工人师傅说。
“多多比李铁梅还小三岁呢。”
“早点革命，早点锻炼有什么不好？”工人师傅皱皱眉头，那老师只是低头不语。
“在上海也可以革命，也可以锻炼嘛！再说她是老大，弟弟妹妹都小，她不能走。等她弟弟到了十八岁，我自己送到乡下去。”也许精神准备过了头，她说话就象吵架一样。
工宣队师傅和老师相视了一眼，说不出话来了，转脸对文耀说：“多多的父亲是怎么想的呢？”
文耀摸着下巴，支吾道：“上山下乡，我支持。不过，多多还小……”
“多多的出身不太好，她的思想改造比别人更有必要。”
端丽火了，一下子从板凳上跳起来：“多多的出身不好，是她爷爷的事，就算她父亲有责任，也轮不到她孙囡辈。党的政策不是重在表现吗？你们今天是来动员的，上山下乡要自愿，就不要用成分压人。如果你们认为多多这样的出身非去不可，又何必来动员？马上把她的户口销掉好了。”
这一席话说的他们无言以对，端丽自己都觉得痛快，而且奇怪自己居然能义正词严，说出这么多道理。她兴奋得脸都红了。
他们刚下楼梯，多多就从箱子间冲了出来。刚才一听妈妈吵起来，她就吓得躲进了箱子间，关上门，也不怕闷死。多多冲着妈妈说：
“什么什么呀！你这样对待工宣队，我要倒霉的。”
“倒什么霉？最最推板就是插队落户了，再坏能坏到哪里去？”
文耀抱着胳膊看着她，摇着头说：“真凶啊！怎么变得这么凶，象个买小菜阿姨。”
“都是在工场间里听来的闲话，”多多嘀咕，“真野蛮！”
“做人要凶。否则，你爷爷这顶帽子要世世代代压下去，压死人的。”
文耀同意了：“这倒也是。”
“那我怎么办呢？”多多发愁。
“怎么办？在家里。爸爸妈妈养你。”
来来忽然说：“刚才妈妈一下子站起来，那两个人吓得往后一仰。”来来学着，大家都笑了，连多多也止不住笑了。
待了一段日子，多多自己不定心了，说她的同学都走了，常和端丽闹。端丽只说：“让他们走，你还怕没有地方给你插队？”也就随她闹，不理会。多多从没见过妈妈这么有主意，这么强硬。心里也就安定了，太平了许多。整天在家买菜，烧饭，管理弟弟妹妹，她戏称自己是“小家庭妇女”、“小劳动大姐”。她分担了妈妈很多劳动，使妈妈在工场间工作得很安心，很好，常常受到表扬，每月总可有四十元上下的收入。端丽每月补贴婆婆十五元，充作文影的生活费。
宁波方面早已接上头，只是介绍的人家总不称心。直到八月才初步选定了一家，这家姓王，父亲是当地的大队会计，儿子今年二十六岁，比文影大三岁，年龄很合适。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这点也合适。现在是生产队会计，姊妹很少，只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口舌是非便能少了许多，这也中意。全家商量，又问了文影的意见，对她说只是结了婚可以往南方调，女大终要当嫁，文影也同意了。然后再由端丽给宁波的王家写信，表示同意见面，同意考虑。
立秋这天，那人来了，由端丽婆婆的一个亲戚陪同。小伙子长得不错，身高体阔，一双眼睛虎虎有神。头发三七开分得很整齐，青年装的上口袋里插了三杆钢笔。正巧是星期天，端丽想方设法弄了一桌小菜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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