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师母快把王琦瑶的门槛踩平了，王琦瑶却还没去过严家一次。严家师母不知邀请了多少回，王琦瑶总是推说有人上门打针，不肯去。有一回，严家师母半气半笑地说了句：你怕严先生吃了你啊！她把脖颈都羞红了，可还是拒绝。这一天，严家师母如此动容，王琦瑶总觉自己有错，至少是太计较，不厚道，便待她百般的迎合。过去是严家师母硬赖在她这里吃饭，今天却是她极力挽留，还将压箱底的衣服翻出来，请严家师母批评。严家师母这才渐渐回复过来。下午时，仗着是受过委屈、占着理的，又一次逼王琦瑶去她家玩，王琦瑶略一迟疑，点头答应了。她们俩说去就去，起身关了门窗，就下了楼。是两点钟的时分，隔壁小学校传来课间操的音乐，弄堂里少见的没人，宁静着，光线在地面流淌。她们一径往弄底走去，路上都没说话，很郑重的样子。绕到后门，严家师母叫了声"张妈"，那门便开了，王琦瑶随严家师母走了进去。
眼前有一时的黑暗，稍停一会儿，便微亮起来。走过一条走廊，一边是临弄堂的窗，挂了一排扣纱窗帘，通向客餐厅。厅里有一张椭圆的橡木大西餐桌，四周一圈皮椅，上方垂一盏枝形吊灯，仿古的，做成蜡烛状的灯泡。周遭的窗上依然是扣纱窗帘，还有一层平绒带流苏的厚窗幔则束起着。厅里也是暗，打错地板发出幽然的光芒。穿过客餐厅，走上楼梯，亮了一些。楼梯很窄，上了棕色的油漆，也发着暗光，拐弯处的窗户上照例挂着扣纱窗帘。严家师母推开二楼的房门，王琦瑶不由怔了一下。这房间分成里外两进，中间半挽了天鹅绒的慢子，流苏垂地，半掩了一张大床，床上铺了绿色的缎床罩，打着招皱，也是垂地。一盏绿罩子的灯低低地悬在上方。外一进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房间，房中一张圆桌铺的是绣花的桌布；几张扶手椅上是绣花的坐垫和靠枕，窗下有一张长沙发，那种欧洲样式的，云纹流线型的背和脚，桔红和墨绿图案的布面。圆桌上方的灯是粉红玻璃灯罩。桌上丢了一把修指甲的小剪子，还有几张棉纸，上面有指甲油的印子。窗户上的窗幔半系半垂，后面总是扣纱窗帘。倘若不是亲眼所见，决不会相信平安里会有这样一个富丽世界。严家师母拉王琦瑶坐下，张妈送上了茶，茶碗是那种金丝边的细瓷碗，茶是绿茶，又漂了几朵菊花。光从窗帘的纱眼里筛进来，极细极细的亮，也能照亮一切的。外面开始嘈杂，声音也是筛细了的。王琦瑶心里迷蒙着，不知身在何处。严家师母从里面大橱取出一段绝红色的衣料，在她身上比划着，说要送她做一件秋大衣，还拉她到大橱的穿衣镜前照着。她从镜子里看见床头柜上有一个烟斗，心里忽然跳出"爱丽丝"三个字，这里的一切和"爱丽丝"多么相像啊。她其实早就知道会在这里遇见什么，又勾起什么，所以，她不敢来。
此后，除了严家师母到王符摇这里来，有时候王琦瑶也会去严家。有人来打针，楼下的邻居便会告诉去弄底那一家找。不久，严家第二个孩子出疹子。这孩子已经读小学三年级，早已过了出疹子的年龄，那疹子是越晚出声势越大，所以高烧几日不退，浑身都红肿着。这严家师母也不知怎么，从没有出过疹子，所以怕传染，不能接触小孩，只得请了王琦瑶来照顾。要打针的人，索性就直接进到严家门里了。严先生从早到晚不在家，又是个好脾气，也不计较的。于是，她俩就像在严先生卧室开了诊所似的，圆桌上成日价点一盏酒精灯，煮着针盒。孩子睡在三楼，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做病室。王琦瑶过一个钟头上去看一回，或打针或送药，其余时间便和严家师母坐着说闲话。午饭和下午的点心都是张妈送上楼来。说是孩子出疹子，倒像是她们俩过年，其乐融融的。
这些天，也有些亲朋好友来看孩子的，并不进孩子房间，只带些水果点心之类的，在楼下客厅坐一会儿就走。其中有一个常来的，是严家师母表舅的儿子，算是表弟的，都跟了孩子叫他毛毛娘舅。毛毛娘舅在北京读的大学，毕业后分他去甘肃，他自然不去，回到上海家中，吃父亲的定息。父亲是个旧厂主，企业比严先生要大上几倍，公私合营后就办了退休手续，带两个太太三个儿女住西区一幢花园洋房。毛毛娘舅是二太太生的，却是唯一的男孩，既是几方娇宠在一身，又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做人，从小就是个极乖顺的男孩，长大了也是。虽是闲散在家。也不讨嫌，大妈二妈，姐姐妹妹的事，他都当自己的事去跑腿奔忙。无论是去医院还是去理发店，或者买衣料做衣服，要他陪他就陪，还积极地出主意做参谋。亲友间有不可少又不耐烦的应酬，也由他全包了，探望严家，便是其中的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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