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不对了么?你这么做很好,很对,不能再得体再恰到好处了。你要我说什么,对你的关心感激涕零么?”
“何雷!”吴姗插话说,“你太过分了!”
“你让人家吴姗说说,你讲理不讲理!我现在怎么啦?哪点别扭了?就让你这么看不上眼。一说话就斥我。你要看不上我了就明说,看上谁就找谁去,别这么阴着着的想除了我,不劳你动手我自己走。”
“你说你还会说别的么?这套磕儿简直成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了。女人不是不都象你这样,用指责男人来占上风?”
“何雷,你也别太不象话!”吴姗厉声说,“人家石静不过是说了几句情理之中的话,你不用摆出一副看穿人事,置身于人情之外的臭酸架子,不管你有什么道理,你也没权利对别人这么粗暴。”
石静哭的泣噎难禁。
我的眼圈也红了:“我不是那意思,不过是……”
“别狡辩了,你马上向石静赔礼道歉。”
“用得着么?”
“必须!”
“……行了石静,别哭了。”
“你是一辈子没向人服过输还是一向就这么向人道歉的——你要不会我教你。”
“别哭了石静。算我不好,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么?
从小窝囊,受欺负有什么委屈只忍着。街上的人一个比一个恶,我敢跟谁狠去?也就敢欺负欺负你,你再不让……“
“得啦得啦,”吴姗笑着说,“明明自己的不是却把全体人民饶上,你这都是什么逻辑?”
石静也破涕为笑:“吴姗你不知道,这人就这德性,从来不认错,千载难逢检讨一回还得找出各种客观原因,最后把自己弄得跟受害者似的。”
“你也是好脾气,换我,岂能容他?”
“唉,有什么办法?只好不计较,真较真儿一天也过不下去。”
“好啦,诉苦会改天再开吧。”
“我走了。”石静说,“班上的活儿还没完呢,下班我在门口等你。”
石静走后,我和吴姗沉默了下来。半天,她说:
“你感觉好点了么?”
“好点儿了。”
又是沉默。
“你也是,何苦跟她那样?”
我看了吴姗一眼,低下头。
“就算想怎么着,也注意下方式,太伤人家也不好。”
“不这样,又怎能了?”我凄凉地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做恶人了。”
“她也没错。”
“我有错么?我招谁惹谁了?我要是无赖多好,生把着不撒手,那倒也不用这会儿做恶人了。”
“你……爱得了么?”
“……说老实话,我有点不寒而栗。一想到今后,真觉得怕……我不知道真到那时候我是不是受得了,也许会后悔。”
“也许不至于。”
“你是说我坚强?不不,我现在只是还不习惯,不能想象,所以还算理智。真事到临头在床上不能动了,我也许比谁都糟,也许要拼命拆救命稻草。所以要趁现在把什么事都办好……我不相信自己。”
下班了,工地的汽笛响了。大门里,人们象潮水一样往外涌,步行的、推着自行车的人流中还夹着一些缓缓行驶的汽车。人们在疲惫地说笑,轻松地迈着步伐。
董延平比比划划地对我讲述着下午传遍工地的一件新鲜事:公司陈副经理昨天夜里被人发现在家里吃安眠药自杀了。
“这老头儿为什么呀?”一个跟在我们旁边的女儿说,“一个人过的挺好的。没病没灾,儿女又都大了不用操心了,一个月还拿那么多钱。他要活不下去了,那我们还不得早死多少回了。”
“不是人害的吧?”另一个人问。
“不是,百分之百不是。”其他人纷纷说,“公安局作结论了。”
“会不会是老伴死了,一个人过闷的。”一个人说,“有这样的,天鹅似的,一个死了另一个也活不长。”
“你们全错了。”董延平一副就他清楚地样子,“你们谁也想不到老头儿为什么死。不为别,就为大伙儿老关心地,没事就去串门,送吃送喝,问寒问暖,把全市五张以上的老太太往他那儿发,生把老头儿关心得不好意思活着了,得自个成了大家的心病死了算啦。”
“胡说!”大家纷纷笑着斥董延平,“没听说有让人关心死的,你又信口开河。”
“真的,我骗你们干吗?”董延平急扯白脸地说,“人老头有遗书,我去八宝山送老头儿烧尸时听工会小刘说的,小刘看了那遗书,当然词儿跟我说的有出入……作为一个老党员,不能为人民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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