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稿头一段是这样写的：“三月，天下落下的似雨似雪……”，我以“天上落下的”作主语，省略了落下的“东西”二字，我喜欢这样的造句。发表出来改成了“天上落下了似雨似雪的东西”。我不明白，为什么改得这样不文学。
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篇洋洋洒洒的“东西”，似雨似雪的“东西”从堂堂的《人民文学》这块高级天空上飘落下来了！
我其实仍然沉浸在1956年夏的激动中。这一年暑假，在离开北京以前，芳去看了我，她的到来挽救了乾坤，挽救了我的一生，没有这个挽救，我根本经受不住考后来的考验。多少个画面，多少条街道，多少次接触，多少次想念，一时间纷至沓来，谁能不热泪盈眶？感谢生活，感谢上苍，一切都挽救过来了！
那时的北京到太原要坐一夜火车。那时坐火车从来没有想到过坐什么卧铺。与我同车厢的硬座席上有中央乐团所属陕北绥德农家姑娘们组织的民歌合唱团，她们在午夜高唱“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她们健康，茁壮，质朴，脸蛋儿红得像苹果。同行的还有笛子演奏家冯子存，他给乘客吹了《放风筝》。那时的文艺工作者和那时的公众都是天使，生活在新社会新型的列车上就像生活在天国。
而一出太原火车站，就到了五·一广场，到处是吆喝叫卖，“老西儿”调子：“大众（音纵）电影儿，两毛儿一本儿！”还有“玉茭子，玉茭子”是卖青玉米的。
往事依稀犹入梦，如今面目已全非了。
说来可怜，我长大以后除了良乡的半年与天津的一晚上之外，我还没出过北京城呢。而太原，对于我来说，已经意味着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翻山越岭又过了片片农田，真是个遥远的地方啦。沿路的似曾相识却无缘一见的地名：保定、正定、石家庄、井陉、娘子关、寿阳、榆次，也那么使人感慨。大地辽阔，爱情弥天，才华驰骋，列车飞奔。进入山西，要经过八十多个山洞呢。
太原的一切使我入迷，柳巷繁华，有上海饭店与西餐馆。海子边公园后门旁的面馆，有一位矮个子男性服务员，他的效率与态度绝对是那个时候的李素丽。迎泽公园还是一片野地。而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新址的移村，那时还闻得见周围青纱帐的庄稼香气。移村紧连着西郊煤矿，常常看到矿工唱着小曲从校门前走过。夜间有挑着挑子卖醪糟鸡蛋的。我们还去了晋祠公园与郊区的双塔寺公园，在双塔寺，发生过芳的同班同学的风流事件。太原的气候更清爽怡人。1956年9月中旬我在太原的经历，甚至使我淡忘了《组织部……》这篇小说。
火车拉响了汽笛，车厢的收音机里播送着那一周的“每周一歌”节目，是一首湖北民歌：“金扇哟，银扇哟……咚咚锵……”（从此我一听到这个歌就百感交集）也是多情的歌曲。回想着新出的刊物，带着汾酒的与酱香、大曲香等不同的香气，怀着终于爱我所爱的对于上苍的感激，转着念头想回京后就提出来与芳结婚的请求，推敲着“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究竟有什么不妥，钻过山西境内石太线上的一个又一个山洞，越过一道又一道桥梁，框气咣当，框气咣当，夜色压过来了，正在吞噬一切。我迎接着组织部那个谁也不知是何许人也，谁也不知会碰上什么事情的年轻人的出世。
我虽然有“童子功”，我虽然早已完全习惯于对一切精神现象作意识形态的分析，我虽然常常胜任地或勉力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文学，小说，诗，对于我，对于你，对于大家和后人，它不完全、不该仅仅是意识形态与思想分析的对象，不能够仅仅成为传声筒，成为观念的例证。
然而，甚至连我自己当时也有点混淆了文学与工作与现实的差别，小说的写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为这不但是小说，而且富有所谓的现实意义，我曾以为我可以以这篇小说献给有关的领导机构。
其实，这本应是我的快乐和感动，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个性化的遐想与话题。和在太原火车站的告别一样，和穿过千山万水坐着火车听车轮的铿锵铿锵地响一样，和行进中的满足与晕眩一样，这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滋味，一种莫名的欢欣和失落。这应该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爱恋和悔恨，迟疑和献身，骄傲和留连忘返：就像我的入党和初恋，即使一遇就准，始终如一——也仍然黄河九曲，风波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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