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发言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作家写来的，我记得她的笔名是“布文”，但此后怎样找也是查无此人。她在信里说，本应以此为契机把编辑们的问题好好说一说的，但想不到王蒙是那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给他们留了情。我按照她说的号码给她回了电话，她笑着说“算了算了，现在也没有像我这样多事的啦……”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是：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其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全国团代会上，团的中央委员（也可能是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后未成——估计是由于基层对我的反映不算正面。
我反省，我当时有点精神危机，工厂的生活我并没有钻进去。拥挤的公共汽车，挤得满满堂堂的工人宿舍（原来按苏联图纸修的是家庭用单元房子，变成集体宿舍，坐便式马桶工人用着不习惯，乃蹲到“圈”上大小便），排着长队买饭的大食堂，机器运转的噪声与机油气味，给我以新的印象也使我感到隔着一层。我定不下心来。我老觉得我应该有焕然一新之作，又作不上来。我不那么喜欢和同事谈荤笑话，谈级别和待遇，谈平常的话题。我这时满脑子是文学、艺术、激情、理想、深思、忧郁、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恒、色彩与交响……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远比此后40年就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的一些中年作家的情绪更为偏激。我对反世俗的劲儿的切肤刻骨的体会太深太深。厂里其实对我很好，他们已经没法做得更好。厂里给我一间宿舍房，除了四面白墙，那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呆在这样的房间里我有一种空白的感觉。而每天下午，一看到太阳走向西边，我就觉得心神不定，恐慌，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渐趋贫乏。
我的对于契诃夫的迷恋也使我变得自恋和自闭起来，契诃夫的核心是对于庸俗的敏感、嘲笑与无可奈何的忧郁。一个人追求一个有醋栗树的院子，他得到了，他傻喝喝地怡然自得，他显得更加愚蠢乏味。一个女孩，过着好好的日子，迎接新婚，突然悟到了她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和无聊，她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幸福，断然出走。看多了契訶夫的书，你不由得怀疑起那个叫做生活和日子的东西，世间有多少重复，多少从俗，多少随波逐流，多少干脆应该算是麻木的东西，有你不多，没有你不少，不想则已，一想，不免慌了神。
我应付过了《组》带来的危机，我的应对还算老练得体，我希望我的面目焕然一新，然而，新起来谈何容易？我甚至于想写一篇能够弥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不足的作品，我定名为《无果花》，正像我熟悉刘世吾那样的老气一样，熟悉年轻人在事业中的只开花不结果或只结酸果。然而，在为新的作品规定了题目以后，脑子里变成了一片空白。
说来惭愧，新婚乍别，我感到了一种酸楚。在班上缺少激情和投入，回家来孤孤单单，心神不定，心慌意乱，心浮气躁，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躁郁综合症。是成了“名人”烧的？是终于患上了文学原植物神经紊乱？是新婚乍别症？是小资产阶级脱离工农？还是反右前夕，密云欲雨的低气压造成的经络不通、脾胃不畅，水土不伏？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五七年的大鸣大放时期，外国人叫做百花时期，开始了又转变了，结束了。
我被邀请到有关文艺工作的各种征求意见会上。我注意不要放炮。我甚至在市委宣传部召集的一次会后，体己地告诉邓友梅，说话要慎重，根据我的了解，领导方面并不喜欢那些“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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