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团市委的原统战部副部长，大龄未婚，有洁癖，是从协和医院来的，可能受医科教育中了“毒”（其实他的本业不是医疗而是行政），死脑筋，怎么也不承认自己反党。他讲的各种鸡毛蒜皮的事例与ABC式的理论令大家觉得只有白痴才琢磨这些小儿科心思——话语。大家又气又笑又骂，批斗帮助，喊口号，挥老拳，苦口婆心。他一天服，两天翻案，最后斗他也斗不起来了，大家喊什么不投降就灭亡之类，他也随着喊，喊完了与大家一起笑，笑着笑着又急迫起来甚至哭起来，急火攻心起来。而且他认定：我与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反党的，你们都承认了，那是有材料的！我可没有这方面的罪恶，我这儿什么材料都没有。这么一说就更讨厌之至，他当然是害群之马，咬群之驴。悲剧变成了喜剧、闹剧了，喜剧闹轰大发了又终于变成了悲剧。一致认为小子浑蛋一个，自找倒霉，活该！
他喜读医书，有一个习惯，对照医书找自己的症状，今天认为自己得了A症，数天后来了新的医学资料，他改认定自己属于B症，谁劝他不要自己找病，他就又与你研究起现代医学的成就与重要性来，保准把你吓得退避三舍。
若干年后，他终于得了癌症，去世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家丛维熙也在这里，他居然还找我谈创作问题，我觉得他不识时务了。我觉得他在找倒霉。我又觉得他实在迂诚。
需要一写的是徐宝伦，他是地下的河北高中的我那个支部的首任书记，比我大两三岁。他是东北人，喜欢冬天支楞着“耳朵”戴三片瓦型帽子。后他调到市委研究室。很合适，他喜欢研究理论，他关心的多是共运的大问题，喜欢使用大概念大名词。解放前他就对我说过，全中国人民都应该认识刘枫同志。1955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他的理论文字，关于订立爱国公约问题的，令我羡慕佩服之至。我听说他的爱情生活不顺利，有一次他和他的女友吵架，他竟然拉住人家的围巾，几近暴力。他性情急，我知道。
在造林队遇到了他。他介绍说，他由于说过可以用“斯大林主义”一词以概括斯的纲领与实践而被划。眼光“远大”，与众不同。
在一担石沟，我看到他的搪瓷饭盆下面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唐诗：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虽然我早就喜欢李商隐了，对这首七律《北青萝》并不熟悉，也不算激赏，我默颂了会儿，向老战友徐轻轻一笑，我的笑容带有劝他放宽心思的潜台词。他则向我苦笑了一下。
我问：“你怎么样？”
他做了一个手势，说：“过去的事，全冻结了。”他的“冻结”两个字拉着长声。我咕哝了一句“想开一点……”无法再谈下去。那次我还向他借了几块钱，可能是因为快要休假了，我身上的钱已不够在路上应用。
半个月后，休假完毕，徐没有回来。问谁，都态度严肃，后来知道，就是这次休假，他在市委六楼图书馆自缢了。
我很吃惊。他怎么会这样？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我相信这也与他爱情上的遭遇有关。我不能不感谢我的爱情生活的幸福。此后许多运动，我坚信挺不过来的人往往是因了腹背受敌，在社会上在单位挨斗，回到家也得不到温暖。青年人向往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革命是烈火熊熊，它燃烧着旧世界也可能烧到自身，不要以为轻易地可以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革命家，不要以为革命既已成功、你就永远优越。不能不查。
我连忙找组织，说明我还欠着徐一点钱，后来徐父来料理丧事，我还了钱。但我心里的震惊与遗憾是无法消除干净的。
由于徐的自杀，市委从此对“分子”们的出入加强了管理。芳一次恰逢此时去与市委同楼办公的团市委领工资——顺便说一下，对我比较优厚，没有扣减工资——被有关人员白眼相待，是她一生中很少受过的侮辱。
丛维熙与原北京日报的几个人后来又进了大墙。据说与他们同一单位的副班长在这一事态发展中起了作用。说什么他们几人传看了南斯拉夫的“党”的纲领。结果是送去劳动教养。事态变得更加沉重了，我也更加默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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