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着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来：“接班的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饭呵。”
她转身匆匆走了。我结了帐，出门时又见她一头汗匆匆走回来。
“落什么东西了？”我问她。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笔呢？”“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么？”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烈火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小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
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我说着走过去把她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
她一边熟练地和我拥抱，一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你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干的。
再考虑考虑，别匆忙下结论，多跟她接触几次你就知道她其实有多温柔，另外她也挺有钱的……“杜梅陶醉地和我接吻，闭着眼向后仰着头似在寂寞时深深地吸足了一口烟。外面天色尚亮，她们宿舍的光线已很昏暗。有些女兵在楼下打羽毛球，可以听到网拍击球的”嘭嘭“声和一阵阵骤然而起的清脆笑声。”我是不会和你性交的。“停了一下她又说：”除非你是我丈夫。“”这个容易，那就是吧。“我说着还是丢了手。
“你别勉强。”她坐回床边，跷着二郎腿继续磕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验你，你别害怕。”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我大声干笑。
“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觉得扫兴，可以不理我，现在就走。”“没有，我不是，噢，你以为我就是专门来跟你干那事的？”
我在她身边并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递给我，我抓了一把。
“你别着急，现在我还没感觉呢。得等我什么时候有了感觉，我就去找你。”“行行，不急。”“现在咱们就好好坐着说会儿话吧。你知道我们宿舍见过你的女孩怎么说你么？说你特酸……”
“你注意看杜梅。”我们站在街上，潘佑军眼角瞟着站在不远处高店屋檐下的杜梅小声对我说。“她站在阴处时脸上的线条很柔和，一旦太阳照到她脸——有没有一种刀出鞘的感觉？”
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觉得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真遗撼。”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像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据我所知，吴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么？很多场合找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
人人都认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从第一接吻后连手都没碰过她。我为自己道德上的进化感到高兴。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带着哭腔说有事。我问她什么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说只是坚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释我走不开，能不能等下班之后。她说不行。可我确实走不开我再三跟她解释。她似乎很失望，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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