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家的女儿均长得清秀端正，也是得自母亲的遗传。稍成年之后，我母亲就起意给阿二介绍男友。为什么给阿二而不是阿大，是有人人皆知却不便明言的理足由。那就是，其时阿大还在农村插队，衣食无着，前途无着，阿二则分配在上海工厂里做了一名操作工，是可考虑终身大事了。这虽然合情合理，可对阿大多少是个伤害。虽然非常尊敬革命同志的我母亲，但阿大母亲还是婉言谢绝了。理由是阿大还没有朋友，阿二怎么能先有。母亲虽然遭了拒绝，但却十分服气。就这样，阿大的母亲虽然在复杂的世事里应付得很婉转，可却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与人为善。多年以后，我母亲到沪上一家著名宾馆赴宴，见隔壁餐厅前写着喜宴的字样，新人竟是他家阿大的名字，便寻了进去。没等母亲从如云宾客中寻见阿大，阿大母亲就已迎了上来。她特意将新人引到母亲跟前，行了三鞠躬礼。据母亲说，阿大母亲竟然一点没有苍老，依旧美丽动人，穿着得朴素而得体，一点看不出是这对晚婚的新人的母亲。他们的婚礼是沪上布尔乔亚的一种，隔墙听来，没有半声喧哗，只在喜宴将临结束时，齐声唱起"祝你新婚快乐"的歌子。唱毕，轻轻地鼓了一阵掌，便高尚地、文雅地、礼貌地结束了。
那医生家的，美丽的，高贵的，娇嫩的，公主般的新媳妇，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遭际当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首先担起了这个家庭涉外方面的事务。比如买菜，比如里弄里的学习。每当召集有问题的人家开会，她便提个小板凳走过弄堂，走到那弄堂拐角处，狭小的、漏风的、晒顶的、油毛毡搭建的小屋里，静静地坐着，领受着照章宣读或者即兴发挥的训斥。她双手放在膝上，脸色很平静，美丽的眼睛看着门外，并不胆怯地接受着人们好奇的注视。再比如每周四弄堂大扫除。她身穿高统套鞋，提着铅桶，将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因为天寒，而在头上包一块羊毛方巾，围到颏下，系一个结。看上去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她看起来还相当有力，提着一桶水稳稳地走着，拿扫把的样子也挺好。再然后，她便到里委生产组去接洽活计，编织小孩子的风雪帽或者连衣裤的活计。她频繁地出入于弄堂，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但她的美丽并不因此而受损，她依然引人注目。她的美是那种会对人形成威慑的，所以也容易激起人们触犯它的危险。其实，他们一整个家都具有这样的气质，会叫人自卑而气恼。他们家说起来真没什么大事，可却惹来了大祸，恐怕就缓出于此。
隔壁弄堂的"野蛮小鬼"，还有"野蛮小鬼"的已成年的兄长们，他们对这一家格外地垂青，几乎每晚都要上门骚扰一番，以此寻乐。他们吃过晚饭，洗过澡，吸着拖鞋，就来了。砰砰地敲着门，终究也不知是要干什么，没来由地将这家出来应付的那个训斥着，提出的责问也是不知所云，因此便无从答起，于是就是"不老实"，再接一轮训斥。出来应付的往往是这家的长子，他压着脾性，不得不赔着笑脸，与这伙人周旋着。有一回，周旋得火起，竟挨了那当头的人一耳光。这于他如何能受得了，向来是养尊处优，这伙人在他眼里，是与"瘪三"无异的。心里头是天翻地覆，可也发作不得。那当头的一位，年纪也不小了，不知是个青工还是社会青年。他衣冠很整齐，足登皮鞋，样子也还不顶粗鲁，却居心叵测。这是最可怕的一个，心里不知压了有多少下流的意趣。他这一耳光打过去，便得了满足似的，再嗜嗦了几句，得胜还朝。对着他们走远的背影，这家的长子从牙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他妈的，强盗！
那年头，也乱得很，到处都在竖杆子，遍地烟火的样子。不久，那长子的臂膀上也套上了一个红袖章，上写某某战斗队的字样。他不无显摆地骑车在弄堂里进出，也是表明身份的意思。就好比我母亲每晚临睡前，都要把我姐姐的别着红袖章的外套挂在屋内最显眼的地方一样，意思是你们是红卫兵，我们家也有一个。而那长子的气势显然是刺激了邻弄的那伙，他们在沉默几日之后，再一次上门滋扰。而这一次，这家长子却早有准备。似乎，这几日他一直在等着他们来，现在果真来了。他很爽快地打开了大门，与他们泡着，话头很硬，使得他们不甘罢休。正纠缠不清时，弄堂里忽然大兵压境似地驶进一队自行车，来人都袖戴臂章。他们下了车便直奔那伙人而来。那伙人其实也是草包，大革命中阿Q那样的人物，本来就不甚明白这家人的底细，更不知来人的来头，立刻就"缩"了。来人却不放过，紧着喝问。这时节，其实比的就是气势，谁的气焰高谁就得胜。那伙人更嗫嚅了起来，想找台阶退下去的意思。来人还是不放过，一定要问个究竟。这一回，邻弄的那伙可吃了苦头，打头的那一个，因为最年长，其时就更狼狈相，只得讨饶，直讨到来人满意了，才放他们回去。这伙人灰溜溜地走出弄堂，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他家长于可是扬眉吐气了，过后还往左邻右舍送了一些铅印的战斗队刊物。看起来，他也是在为革命很忙碌的样子。可是，弄堂里那些年长的住户却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们说，他家要吃苦头了。这都是我们城市的老市民，经历过数次革命，深知谁是革命的真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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