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慢慢地走出杂树林，心想也该轮到她考了，便沿着院墙，进了院门。在考场门口倚了一会儿，才听见叫她的名字。她从从容容地走到场子中央，将齐腰的辫子朝后轻轻一甩，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方说道：“我唱一段《痛说家史》。”声音极是圆润、淳厚，很标准的京白，随后便唱了起来。
她穿着极为朴素，上身是一件小红花的短袖衫，下身是一条深灰的确良长裤，赤脚穿一双白色的凉鞋，仪态万方，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场上场下的人都纷纷打听：“哪里来的？”打听的结果，原来是南京的插队知青，就在县城西的十里堡，下放前就在宣传队演过李奶奶。
这时候，大家心里差不多已经很明白，这个人肯定是要了。即使只有一个名额，也是给她。如再有一个名额，便是那个拉“大老鳖”的人了。此地人少见多怪，称大提琴为“大老鳖”，没曾想能拉出那样动听的声音，早就怔住了。
但是，大家的估计照例要出点偏差。这两位的录取通知是最后才发出的，因为他们的家庭都有那么一点点复杂，而那点复杂又都不至让剧团改变决心。当他们先后来报到时，别的新团员，早已稔熟得吃喝不分家了。
他们在会计那里买饭票时相遇了。她一眼就认出了他，而他却并没认出，只是腼腆地低着头，让她先买。等她买了走后，才松了口气。买过饭票，他便急急地赶到乐队排练室，从乐队队长手中接过了大提琴。他握住琴颈，再也松不开了，弓子在弦上的走动，自然得犹如他的本性。悦耳的琴声深沉地在这破烂的杂院里萦回流动，给这院子注入了一股圣洁而温存的气氛。
大提琴，早早晚晚地唱着，和着杂树林里的日出和日落。日子长了，人们便以为，那琴声是和这小院，和这杂树林，和这日出日落，与生俱来的，一点不奇怪，一点不特别。
金谷巷的女孩儿有相好的了
金谷巷的女孩儿有相好的了，也是宣传队的，舞着红旗一连翻几十个旋子的那个。他早早晚晚地上金谷巷去，和女孩儿聊天，女孩儿不爱搭理，他便和女孩儿妈聊天。女孩儿妈近来寂寞，千好万好的叔叔们越来越少上门，一是为了世道不安稳，本分为上；二也为了女孩儿妈的颜色有点老了。
女孩儿妈的颜色老了，女孩儿却一天比一天鲜亮了。头发留长了也不剪，任它披了一肩膀，热了，烦了，才用洁白的手绢一扎，露出雪白的脖子，雪白的耳朵，耳朵边的腮上有一颗毛茸茸的小黑痣。坐在小板凳上看一本书，其实是一行也没看见，却做得十分入神，又文静，又高雅，叫人不敢动邪念。那男生从午后坐到天黑，也没和她说上几句话。光是他说，她只答应“哎”或者“不”。临到末了，要走，她才抬起头站起身，在前头走了，给他推门。推开门。却又回眸一笑，笑里意义万千，他来不及咂味儿，懵懵地走出去，门已掩了，再没动静，引得他下一日再来枯坐，坐了半天有那一笑，却也不亏了。
矜持得像个大家闺秀，这是她。热情奔放得像个外国电影里的野丫头，也是她。
偶尔家里没人了，她的兴致不知怎么一上来，猛地一站，书落在地上，她也不知觉，颤颤地从书上走过去，忽的捉住男生的两只手，合在滚烫的脸蛋上，呜呜咽咽地哭着，喃喃地说着谁也听不明白的话，像是爱得了不得，痛苦得了不得。他便傻傻地愣着，一双冰凉的手由着她揉捏，半天才醒过来，只觉得幸福劈头盖脸地扑来，心里冲动得厉害。挺起身子，想将她拥在怀里，不料她的热情已经过去了，退后几步，眼睛又爱又苦地望着他，伸起一根手指在嘴边，“嘘”地吹了一口，他便如施了定身法似的不能动了，留下一片模模糊糊而又热热烈烈的回忆。心里的激情无处寄托，只好爬上荒芜的花果山，放开嗓子唱，唱的尽是“文化革命”前的“黄歌”：什么“十五的月亮升上天空”，什么“阿哥阿妹情意长”，什么“九九艳阳天”，什么“绣荷包”……远远地听不真，只以为是只小兽在吼。
江边码头的汽笛一声又一声。
如今赁的房屋，虽是破旧，又狭窄，倒是离江边近了，那汽笛声听起来也真切了。
乐队排练厅的顶上，是单身女宿舍。他在屋里拉琴，上面的人听起来，琴声就像脚下走过的流水。没事了，她就屏息静听，听长了，就听出了许多心事。她听出这个男人心里有话说不出来的苦楚，那苦楚因为琴声的表达，有了很多的诗意。她正当二十四岁的年纪，读到了高中，看了许多闲书，那一股忧郁格外打动了她青春纯洁的柔情。而他那种女性纤弱的气质，更唤起了她沉睡的母性。她是那样一种女人，表面柔弱文静，而内心却很强大，有着广博的胸怀，可以庇护一切软弱的灵魂。心中洋溢的那股激情，是爱情还是母爱，永远也分不清，那股爱几乎称得上是博爱，有着自我牺牲的伟大，这伟大有时由于叫人羞愧和自卑，反给了人莫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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