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正当国民政府即将完成“废两改元”、银本位币制、“四行两局”和货币统一的金融集权，重夺金融高边疆之时，美国人故技重施，再度打击中国的白银货币。罗斯福单方面宣布大量收购世界白银，号称希望通过在市场购买白银的行动，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等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迫使中国的货币升值，以便倾销其过剩商品，并动摇中国的货币稳定。美国的白银行动致使国际银价暴涨，被国际银价上涨所吸引，中国的白银大量“被出口”。中国并非产银大国，本来用于铸币尚需进口，此时中国的金属货币如滔滔江水奔涌流逝。1934年仅三个半月时间，白银流出已达2亿元。美国不断地收购白银，到1934年，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已经涨到之前的2倍！结果不出所料，白银外流，中国货币“被升值”，外贸逆差日益加剧，外国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出口却日益艰难。白银外流同时造成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减少，利息扶摇直上，当时在上海几乎是出多高的利息也借不到钱。白银外流、银根奇缺、市场筹码不足、物价惨跌，致使工商业破产倒闭。1934年底，房价一泻千里，上海租界房价下降了90%！市场上人心浮动，银行挤兑大面积出现，银行和钱庄纷纷倒闭。最终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的货币基础，转而投靠英镑和美元，以外汇汇率为基准发行法币。抗战爆发后，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只得成立外汇平准基金，将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大权拱手交给了英美，再度丧失了金融高边疆。
这一次，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能够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失业危机吗？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国际美元体系在设计上就存在着致命的先天缺陷，美国的主权信用货币不可能长期稳定地承担世界货币的职能。事实上，任何主权信用货币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世界货币主要承载着国际贸易的交易职能，如果美国贸易长期顺差，则美国必然净输出商品，全世界的美元必回流美国。如此一来，国际贸易将由于缺乏交易货币而陷于萎缩，各国经济都将出现衰退。同样，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客观上需要美国输出货币，输入商品，所以美国的贸易存在逆差是天生注定的，差别仅在于贸易逆差的对象而已。
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结构性问题，只是将逆差的对象由中国向印度、墨西哥或其他国家转移而已。
人民币升值同样不可能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人民币不要说升值20%，就是升值200%，美国领土上也绝不可能再开工生产玩具、服装、五金电器之类的产品，因为美国的平均人工成本是中国的10倍以上！
美国的决策层和金融战略家们对此当然心知肚明，高压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战略主攻方向绝不是贸易和就业！
如果历史的经验可供借鉴的话，这一次的行动与历史上的案例应该是一脉相承的。1840年大英帝国用鸦片贸易打击的是清政府的白银，1935年美国用“白银风潮”打击的是国民政府的法币，那么这一次就是美国用贸易和失业为借口发动对中国人民币的打击！
“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
——凯恩斯
目前的人民币与建国初期人民币的发行机制出现了明显变化。当时中国金融战略的最高原则就是独立自主，既不与苏联的卢布挂钩，也不与美国的美元挂钩，同时也不与苏联和西方控制下的黄金挂钩。其目的在于保持人民币的独立性，人民币的币值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60年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民币的发行机制作出相应的调整乃势所必然。
然而，1994年以来，在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就使人民币被外币（尤其是美元）左右的程度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外汇占款已成为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主要产生方式。所谓外汇占款，说白了，就是以美元为抵押发行人民币，再经过银行系统的放大效应，中国流通的70万亿人民币中，绝大部分的“发行储备”，实际上是美元资产。现在的困境就在于，人民币已经基本被“美元化”了。
在当今信用货币体系之下，货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创造信用的人是否守信。而目前的美国正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危机，不堪承受的高负债，18%的真实失业率，大幅贬值的房地产，严重缩水的养老金账户。7900万“婴儿潮”在未来一二十年陆续退休（其规模高达就业人口的一半），政府医疗养老开支未来的飙升，财政赤字的难以抗拒的恶化，国债私人负债的持续攀升，这一切·译出来就是，美国人的违约将史无前例地大幅上升，而创造美元的这些白条的价值，将前所未有地下跌。违约，可以是直接与公开的，也可以是间接与隐秘的，美国正在实行的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属于后者。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宋鸿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