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法兰西银行的银行家们认为，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并从根本上打击他们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关心的是对普鲁士的战争赔款及融资安排。即使巴黎公社上台后，对法兰西银行毫无触及，但在赔款和融资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府肯定会坚持强硬的态度。不仅赔款数目可能会减少，而且融资也不一定由他们来安排，更可能的是政府直接向国民举债，这样一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战争债券大蛋糕，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的眼中只有获利！既然凡尔赛政府更容易驾驭，银行家们的选择也就显而易见了。
掌握巴黎公社经济政策的一派领袖，幼稚地认为巴黎公社的目标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为法兰西的中央政府，因此无权也没有必要接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任由这个银行掌握在与凡尔赛有密切联系的旧的管理局手中，铸成了致命的大错。
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谁掌握了法兰西银行，谁就掌握了法国的经济命脉。这条命脉既决定了资源由谁调配，也决定了国家机器为谁服务。所以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假若公社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
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法兰西银行账面上仅现金就有数十亿法郎。而公社只申请和接受了银行提供的可怜的1600万法郎借款。公社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结果就是守着金饭碗挨饿，而且无法迫使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银行家们向凡尔赛政府施压，逼迫他们和巴黎公社和谈，反而让银行家们有机会向凡尔赛汇去2亿多法郎！
有了这笔巨款，凡尔赛政府才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1万多残兵败将的基础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集结了11万大军向公社反扑。
正在这一关键时刻，为确保银行家的利益，罗斯柴尔德直接介入普法战争后凡尔赛政府和俾斯麦关于赔款的谈判。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
最后，梯也尔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圜转。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50亿法郎的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3】有了钱，什么都好办！“铁血宰相”俾斯麦慷慨答应遣返数万名法军战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尔赛军队穿过普鲁士的防线向巴黎进攻。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当凡尔赛政府、俾斯麦和国际银行家联合起来剿灭他们的共同敌人巴黎公社，试图夺回政权的时候，革命者们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师待遇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于是，悲剧就这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银行的威力源于它经营的商品——货币，而中央银行的威力则源于它控制着货币的源头。控制一个经济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控制这个经济体的货币；而要控制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创造货币的银行体系，特别是中央银行。
巴黎公社的教训表明，没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击。而现代社会中，银行，特别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于一个政权和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4】。
在巴黎公社失败半个世纪后，正是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列宁对银行体系的认识与实践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5】。“现代的银行同商业（粮食以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不‘插手’到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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