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红军票”在遵义流通起来，毛泽民动员遵义商贩积极开门营业，为红军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商品。同时，他要为“红军票”建立信用。这时，毛泽民手里握有两张王牌：一个是食盐，一个是香烟。
当年贵州军阀、官僚、豪绅多聚集在遵义，他们开办了很多布店、盐行、烟馆、钱庄。军阀、地主、官僚、奸商相互勾结，操纵市场，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许多老百姓因买不起盐而患上了大脖子病。红军进驻遵义后，没收了这些物资。
于是毛泽民把从军阀和土豪那里缴获的食盐，平价销售。但是要买这些平价的食盐，必须要用“红军票”。
遵义的群众和商家开始乐于出售自己的物品，并接受“红军票”，再用“红军票”去购买珍贵而价廉的食盐。为了方便群众向红军随时兑换“红军票”，国家银行在遵义商业中心和部队驻地设立了25个兑换点。
“红军票”的信用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繁荣。后来因无法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红军决定撤离。为保证遵义老百姓的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受损失，国家银行在遵义广贴告示，设立兑换处，用食盐、米、布匹等物资和光洋换回民众手中的“红军票”。在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城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连夜整理完毕兑换回笼的“红军票”。
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和回笼“红军票”的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纸币的信誉，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更让民众了解到红军是维护大众利益的好军队，因而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地人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
就这样，仅有14人的国家银行，在短短的10余天，在人口几十万的遵义，指挥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兑换和回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们不仅通过“红军票”的高效流通，为红军指战员补充了丰富的物资，而且在撤离时为群众着想，组织了货币回笼，充分显示了苏维埃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在百姓心目中建立了共产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
1921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仅有57名党员的微型政党，她既没有钱，更没有枪。然而，28年之后，她却领导着百万大军横扫天下，一举夺取了全国政权！建国伊始，又在百废待兴之际，在朝鲜战胜了16国联军。自1840年以来，中国还从未有过如此完全独立自主的时刻。彭德怀的一句话，当可代表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共产党政治、军事和金融领域的全面胜利，都是源于同样的思想与智慧体系，支撑这一体系的三大支柱就是：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和实践导向。
货币发行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如何行使这一权力正是对货币发行者的重要考验。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货币，与为少数人的利益发行货币，具有本质区别。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聪明的，人民是智慧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货币发行者的利益取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苏区的货币发行，包括在遵义“红军票”的发行，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红色政权能够生存和发展的道理完全一致。人民的货币只有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才能拥有最强大、最持久、最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
苏区货币走的是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在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状态下，经历着正常货币体系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红色中央银行的创建者们在没有外部援助，没有外部顾问，没有外部参照系的条件下，从零起步，完全自主，独立运作，自成体系。这与中国共产党“红色割据”的实践也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蒋介石，没有人从一开始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能够成功。在世界范围内，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大创新。对于创造这一全新模式的苏区政府而言，来自党内的嘲笑、怀疑、指责、打压和来自外部的敌视、破坏、封锁、“围剿”，每时每刻都构成有形无形的压力。独立自主的精神绝不是温室和顺境中培植出的鲜花，而更像是高寒和严酷下倔强成活的野草。苏区的红色货币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一点一点地成长，每一步都在创造，每一个成就都源于实践。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句貌似非常普通的老生常谈，却是经历了千百次成功与失败的锤炼而升华出来的真理。红色货币的创建者，既没有丰富的货币经验，也不懂深奥的理论学术，但是他们具备着超越常人的实践的勇气和智慧！他们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一切措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时时处处显现出天才的敏锐和令人拍案叫绝的技巧。实践创造经验，实践升华思想，实践引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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