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偶然的，她们都长大成人了；必然的，她们都结婚了。像许多婚后的姐妹一样，她们彼此还偶然地生出些小挑剔——必然。
苏玮说：“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苏眉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玮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对苏玮这小挑剔并不去用心。不大一样了，是不大一样了。也许苏玮是指苏眉本人，也许是指她们之间。究竟是苏眉本人的什么，她们之间的哪方面，这又何必深究？反正是结婚了，反正不是姐儿俩相依为命的时候了。要是再去来个相依为命，肯定谁也受不了谁。
苏眉不是也一样地说苏玮吗。
苏眉说：“小玮，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从前不大一样了。”
苏玮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眉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不是有意用苏玮的话去还击苏玮，因为这是她们的同感，无须探讨，也不是唇枪舌剑，只是同感。
但苏眉对苏玮的“不大一样”毕竟有几分具体，比如她曾毫不掩饰地问苏玮：“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你为什么单找尼尔做丈夫？”她送苏玮去机场那天坐在“雪铁龙”里也想过这件事，她看着尼尔的后脑勺：这个小美国佬。也许她在童年听的看的关于美国人——不，美国鬼子的事太多了，朝鲜、越南什么的。她小时候在响勺胡同看过一本叫《南方来信》的书，当时美国正和越南打仗，在那本书里单是美国兵对越南妇女的蹂躏就令人发指。有时在一个瞬间她总把尼尔错看成书中画的那种美国兵，穿着大皮鞋，嘴里嚼着口香糖，喊着“哈罗”“ＯＫ”。
苏眉现在对苏玮结婚的非议远远不再是这些，那些年代的国际事端在她们这代人的头脑里毕竟是淡漠的。尼尔还是尼尔，尼尔还是个连苏眉也觉得他单纯可爱的“小美国佬”。她有时恨他是美国人恨苏玮跟美国人走，也许是因为美国太远，远在地球另一面。这使得苏眉常常计算北京和纽约的时差，计算着当她做午饭时苏玮正在睡觉；而当她午夜躺下时苏玮却正吃午饭。这仿佛是苏玮成心跟她在时间上作对，于是一切还是因了苏玮的离去还是因了那个小美国佬，他们一块儿成心和她作对。
这一切还不是她们共同觉出的那个“不大一样”，有了不大一样才会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倒成了她们共有的先入为主。
比如苏玮常常为了苏眉事业上那过分的兢兢业业、艺术观点上那份难能的不偏不倚给她下不来台。
苏玮说：“我对艺术一窍不通，这辈子也甭想让我再跟艺术结下什么缘。可是我用一个普通观众的眼光看你，我总觉得你的作品……”
苏眉说：“你说吧，我不在乎。”
苏玮说：“你的作品少点看头，也可以说成没看头儿。”
苏眉说：“你不愧是我妹妹，你不愧是苏玮。”
苏玮说：“你是不是嫌我太直截了当，伤害了你的……积极性，创作的积极性。”
苏眉说：“我正需要点儿伤害，你没见我听的净是不伤害。”
苏玮说：“你是说评论界？”
苏眉说：“评论界、观众……领导，都有。”
苏玮说：“观众可不包括我吧？”
苏眉说：“不包括你。”
苏玮说：“这还差不多。”
苏眉说：“说真的，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艺术？”
苏玮说：“要么就让人一目了然，要么干脆就让人什么也看不懂。”
苏眉说：“哪个画家不这么想？”
苏玮说：“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苏眉说：“……”
苏玮说：“还有你那题材，怎么老是伯乐相马？如今全中国只剩下伯乐和马了，好像能认出马的好坏只有个伯乐。‘的卢’‘赤兔’还有草原的‘高血马’伯乐认过吗？”
苏眉说：“这么说你还看过《三国》？”
苏玮说：“译过，助理。”
苏眉说：“你还去过草原？”
苏玮说：“倒是去过。为什么你们——我说的是你们，不好好想想：现在没人非让你戴红袖箍不可，干吗大家还非得争着抢着戴？”
苏眉对苏玮的侃侃而谈不是无言以对，她是不愿和苏玮把这种有关艺术的谈话继续下去。这原本是个不费劲就能回答得很圆满的问题，却又是个谁都说不清的问题。从别林斯基到尼采，从八大山人到毕加索，谁都想说清谁都说得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然而还是一笔糊涂账。现在一个刚进入艺术界的提不起来的美其名为专业画家的苏眉又怎么能说得清？你不是个光唱戏不下海的票友，你不是留着长发光着膀子坐在展览馆门口骂大街的业余画家，你是个“搞专业”的，你要搞就得先站住。要站得住，你不考虑四面八方谁替你考虑？艺术上的海阔天空并不难。她一个同班好友说：“苏眉，我他妈什么都画不像，才想起干脆就不让他像。”后来她便往画布上泼颜色粘布条，后来连用过的卫生纸也往上粘。谁知她的周围却出现了一批狂热的崇拜者，苏眉周围当时倒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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