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铺里的人们愣了一会儿才不约而同地发出经久不息的哄笑，意外而又开怀。秃顶的经理也大笑起来。人们没有料到这洋人还会讲中国人的粗话，可那里分明有一根……
尼尔恼怒地问经理怎么办，经理掩住笑，接过包子回厨房为尼尔换了一个，用只小碟托着递给尼尔。尼尔接过包子，认真举着挤过人群，认真地将新包子交给苏眉。他成了一个被人围观的稀罕，他的行为却又激怒了苏玮。她夺过那包子把它扔在桌上，将尼尔推出包子铺。苏眉跟出来，她无法形容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大概叫沮丧吧。
一路上苏玮用英文跟尼尔吵，大概是骂尼尔的多事和当众出丑。尼尔却不向她道歉，还挽住苏眉的胳膊说：“一个中国艺术家为什么要吃带xx巴的头发的东西？她是艺术家。”他说得认真严肃，那是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严肃认真。苏眉很为尼尔的见义勇为而感动，她相信汉语的脏话和不脏的话在尼尔脑子里实在还没形成一个概念一种习惯。刚才他怎么形容才对？怎样用文明语言来形容这脏东西？苏眉也不知道。然而苏玮还在跟尼尔赌气，尼尔终于知道自己出了丑。他追上苏玮问她应该怎么说。怎么说，苏玮怎么会知道，她只“破怒为笑”地说尼尔“傻帽儿”。“傻帽儿”尼尔的脸不红，还是一副坦然相儿。
苏眉想，尼尔是多么爱苏玮，而苏玮也希望让苏眉看到她对尼尔的管束能力——别看他是个老外。这种时候往往是苏眉欣赏苏玮的时候，一种带有多种滋味的欣赏。她欣赏她是个能干的家伙，管束着尼尔就像管束着人生。然而这种时候也往往是苏眉惆怅的时候，她日益体味到在苏玮的日子里苏眉的时代结束了，从今往后苏玮的一切宏伟一切琐碎、一切欢乐一切恼怒都将与前面那个洋人尼尔息息相关了。现在她半是故意半是认真地挤在他们两人中间就显得有点多余，虽然此刻她是画家她是他们的东道主，尼尔为她卖了命出了丑，但她那一丝丝惆怅还是难以消失。她更多地回想着那个穿着小花布鞋大哭着往汽车里钻的小玮，这回想才能使她的惆怅一扫而光。
她相信她们的确有过不能与人同享的幸福，她们“卖货”、倒屎、逃出北京……那么她们曾经息息相通，永远的息息相通。只有温馨的回忆才是一切的尖刻、争论、挑剔、嫉妒乃至一切的不悦所不能抵消的。
有一次苏眉接到苏玮一封信，晚上就梦见苏玮。她梦见苏玮在异国一片苹果园里顶着太阳艰辛地劳动着，她头戴草帽脸前垂挂着半透明的白色网罩，手持一只长把儿羽扇在奋力轰赶营营飞叫的害虫。害虫很密集，她的轰赶显得吃力而无效。苏眉不愿看见眼前的苏玮，便躲在树后望着她。苏玮因为没看见苏眉，劳动得很认真很专注。苏眉却觉得这是为了生存的劳作，一种隐藏起全部委屈为了生存的劳作。她哭了她哭醒了，身边的丈夫问她是不是做了噩梦，她不告诉他，她不屑于告诉他。她伤心地继续大哭，一如当年在北京为小玮的那些伤心。她哭着庆幸着，庆幸时光并没有冲淡她和苏玮的爱。爱着就幸福着，这是一种疼痛的幸福，一种并不企望回报的幸福。
她想起苏玮去美国之前告诉过她，“因为我爱你所以必须远离你”。一切仿佛是偶然又是必然，假如苏玮不认识尼尔呢她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忍受和分享互相的存在？
苏玮曾经把自己考入北京读书又留在北京工作叫做逃出北京又打回了北京。“你呢，跟我一样。”她对苏眉说，“叫人不能不信命。”
当时苏眉也在北京，是美院的进修生。
她们必然要谈论响勺胡同的，有一次甚至说到该不该去响勺胡同看看。
“你想去？”苏玮问。
“一千年也不想。”
“我是一万年。”
“要是去一趟又怎么样？”
“你是真想去还是说着玩儿？”
“说说而已。”
“那倒不坏。”
“倒也不坏。叫婆婆看看你，你可不知道她现在看我的那份眼神儿。”
“你去过了？”苏玮惊异起来。
“我是去过了，也不知为什么……”
“你穷喊什么一千年，谁知你是怎么回事。”
苏玮没跟苏眉吵，只显出些一万年也料想不到的惊异，倒让苏眉更加无地自容。但这无地自容是苏眉预料之中的，既然她去过，既然她又不能瞒她。至于她为什么单独地、自顾自地去响勺，还跟苏玮说着“一千年”，她自己一万年也说不清。或许她还记得那个清明她为她的化妆？她又记起了她克服过又恢复过的那种种的“像”。谁让她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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