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集是我的文集的长篇小说卷——读者一目了然。
《玫瑰门(2)》是迄今为止我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书中的主角都是女人，老女人或者小女人。因此，读者似乎有理由认定“玫瑰门(2)”是女性之门，而书中的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一场接一场或隐匿、或赤裸的较量即可称之为“玫瑰战争”了。
有评论家说我操纵的这场“玫瑰战争”有声有色，为女性心理学和女性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亦有评论家说《玫瑰门(2)》的主人公司猗纹是作者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画廊贡献的一个富有奇特光彩的新人。我设想这大约归结于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进而你也才有可能对人性、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的挖掘。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能获得成功，值得欣慰的是你不曾放弃这种努力。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说过，当一个人坐下来开始写作时，实际上他开始的是对自己的审视。写作本是自我审视之一种。或许这样的说法更适合长篇小说的写作吧。当年写作《玫瑰门(2)》时，我的确怀有这样的心境。我常想，真正的自我审判是不容易的，呈现这样的状态，大概需要作家既忘掉个人，也忘掉读者。到那时自由便会从你灵魂中奔腾而出，它洋溢你全部的喜怒哀乐，照亮你理应明澈的心。这就是文学劳作过程中孤独、艰辛而又幸福的过程，文学的大半魅力正在于此。
《玫瑰门(2)》从出版到今天，六年之间再版五次，使我不能不感谢读者对它的厚爱；也斗胆感谢《玫瑰门(2)》本身，感谢它能够在五彩缤纷、令人眩晕的书的森林里持久地释放出沉着的光泽。
最后我想说，今年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这使我不断想起波兰一部名叫《麻疯女》的电影中的两句话：“从前的一切我可以不再提起，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三十年是多么漫长。三十年是多么短暂。从这个意义上看，《玫瑰门(2)》并不是一部旧事重提的书，我想要讲给读者的，也并不仅仅是中国那个特殊时期的妇女生活史。
铁凝
1996年元月
这么早去机场是苏玮有意的安排。
苏眉乘坐的“雪铁龙”随着大流在机场路上跑，车窗把里外隔得很严。透过玻璃，苏眉还是能看见近处的迎春和远处的树木。迎春刚绽开骨朵，路面就要被一个新的季节簇拥；远处还是灰蒙蒙一片，像中国北方所有地方一样，灰秃秃。越灰苏眉看得就越认真，心里却是一片空白。后来她给这空白吓了一跳，就偏过头随便找个话题跟坐在身边的苏玮聊天。
妹妹苏玮要和丈夫尼尔去美国定居，苏眉从外地专程来北京送他们。苏玮想把和姐姐的告别弄得从容些。
苏玮正盯着坐在前边的丈夫尼尔，盯着他的后脑勺。这是一个覆盖着栗色头发的后脑勺，头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在尼尔微长的白脖子以上。苏眉看着苏玮恼怒的眼光，知道她又在怨恨尼尔把头发理得太短。于是她们的话题便是尼尔的头发。
苏眉也觉得尼尔的头发弄得过于短了，尽管长发时代已过去，就像哪本外国画报上的大标题：“哀叹长发已成过去，短发又卷土重来！”为那标题作陪衬的居然是里根、密特朗和刚被赶下台的马科斯。但尼尔现在的头发比那些大人物还短，留这么短头发的男人仿佛不会给女人做丈夫，只能给女人做弟弟。当尼尔转过头，把那张端正、单纯的脸和一双灰蓝眼睛对着她们时，苏眉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这个小美国佬。她心里说。
对，美国佬。她们不这样称呼美国人才几天？现在一个美国佬就成了苏玮的丈夫。
她们再三地、使劲地贬尼尔的头发，尼尔不得不拿汉语为他的头发作辩护。他说这是在长城饭店理的，还说他最相信“长城”，别看他住在丽都假日饭店，理发还得去“长城”。尼尔把长城说成“张陈”，“理发”发音倒还正确。苏玮说“长城”算什么，照样能把人理成个“庄稼主儿”，对，“村儿里来的庄稼主儿”。这是不久前苏玮又教给尼尔的一句中国俗话。她笑起来，露出整洁的白牙。尼尔说他并不在乎“村儿里来的庄稼主儿”，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庄稼主儿的热炕头，他最愿意在热炕头上“打个盹儿”。苏玮说，行，下次回中国就给他找个庄稼主儿的炕头住。苏玮曾经专门领尼尔参观了一次农村的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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