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列拉兄弟所发明的这种新的信贷制度得到拿破仑三世的热烈支持，马克思讽刺地称它为“拿破仑的社会主义”，“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10\]。实际上，这个信贷制度的实行使法国股票交易所投机猖獗，贪污泛滥，舞弊成风。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个伟大的战略性金融制度创新，能够很好地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提供资本和信贷。动产信贷银行业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传统的银行业务，包括吸收储户存款、商业票据贴现、放贷和保险；第二部分是属于投资银行业务的承销政府公债和公司债券等。
除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蛊惑之外，贝列拉兄弟和福尔德家族还使出挑拨离间的手段来促使拿破仑三世尽快下决心。树大招风，罗家的财雄势大不仅引发了清教徒银行家的敌视，也招来了其他犹太银行家族的嫉妒，其中就包括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贝列拉早年曾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合伙人，罗家在金融领域是其师傅。后来贝列拉出来单干，对罗家态度也日益不友善。窝里反历来是罗家最为深恶痛绝的行为。
福尔德与贝列拉家族同属资助拿破仑三世政变有功的“嫡系部队”，在金融上挑战罗家老大地位的目标是一致的。阿希勒·富尔德在担任法国财政部长时，曾郑重地向拿破仑三世进言：“把您的王国从罗斯柴尔德的掌控中解放出来是绝对必要的，他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您的统治。”\[11\]
罗斯柴尔德也不是省油的灯。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专门写信给拿破仑三世，指出动产信贷银行一旦建立并成功运作，就会控制大部分公共财富，并且最终会变得“比政府更有权势”，试图以此动摇法国政府支持建立动产信贷银行的决心。
本来，拿破仑三世就是在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的支持下才得以登基称帝，对这两位当然是言听计从，同时他也确实对动产信贷银行的理论体系深信不疑。拿破仑三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得不怎么样，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既不喜欢也不信任拿破仑三世。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明显地站在贝列拉兄弟一边。自1848年革命以来，靠着保驾之功，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乃是当朝的红人，罗家大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拿破仑三世上台也出过力，但毕竟没有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时代一手遮天的气势了。再加上贝列拉和福尔德在皇帝耳边不断地吹小风，詹姆斯的日子过得非常不爽。
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朝廷里的靠山是曾经非常得宠的常格尼尔（Changarnier）将军。但常格尼尔将军渐渐在拿破仑三世跟前失势。1850年整年中，詹姆斯都在一边极力调和拿破仑三世同常格尼尔的关系，一边试图给自己在总统（注：当时拿破仑三世尚未称帝）面前加分：“总统似乎觉得我对他有误解，看起来我得特别注意在他跟前低调，那个福尔德又不会给我说好话。”
拿破仑三世显然更偏向福尔德，而对常格尼尔和詹姆斯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议越来越听不进去了。拿破仑三世有意要除掉常格尼尔。詹姆斯一看不好，赶紧把手上的黄金往伦敦转移。他不无焦虑地说：“我宁可把金子全放在伦敦挣个区区3％的微利，也不留在法国了，拿破仑没准因为我跟常格尼尔是朋友就把我的钱没收了。我不怕他，但是得防着他。这是个政治极其肮脏的国家。”
1850年12月，常格尼尔被逮捕，标志着共和派彻底失势。詹姆斯何等精明，他从来不会把政治倾向跟商业利益混为一谈，马上见风转舵，抛弃了共和派，转而支持帝制。但立场毕竟不如贝列拉和福尔德等人坚定，多少被拿破仑三世看成了骑墙派。
1852年，贝列拉和福尔德联手打造的动产信贷银行在拿破仑三世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建立，\[12\]从此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凶猛的竞争对手。
“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传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马克思
马克思的这段评价非常有意思，他既了解信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又看清了实践信用理论的这帮人出于自身利益，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马克思的这段话，堪称是正确看待一切金融创新本质的经典评论。理论永远是靠人去实践的，实践理论的人有着自己的利益格局，如何将理论的目标与实践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这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思想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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