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列拉在法国斗不过罗斯柴尔德，赶紧把手伸进土耳其，要抢土耳其的战争债券。谁知罗家又占了先机，已经抢先一步把代理人派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战争债券也归了罗家伦敦银行。1857年《泰晤士报》说：“土耳其国家银行就快成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另一个分部了。”
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并没有直接参战，可是它也没闲着，倾举国国力扩军备战，终于迫使俄国从多瑙河撤军。奥地利没来得及偷乐，就发现本国财政已陷入严重危机，货币日贬千里。奥地利财政部长向詹姆斯发紧急求救信：“在我们的货币完全变成废纸之前，只有你能拯救我们”。\[21\]詹姆斯答应联合其他罗斯柴尔德分支共同拯救奥地利，条件是奥地利政府原先许给福尔德的贷款现在得归罗家银行，于是福尔德原以为到了嘴边的鸭子又飞了。
普鲁士政府的开销在战争期间增长了45％，早就不堪重负。有俾斯麦做主，普鲁士的战争债券全归了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还因为国作出突出贡献被授予普鲁士红鹰勋章。
仗打到1856年，欧洲各国几乎同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家银行倒闭。1852年到1855年，各国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分别是：奥地利42％，英国68％，法国53％，俄国88％。公债贬值则是：英国15％，法国15％，奥地利24％，普鲁士11％。战争资金渐渐“贫血”继而“断血”，仗自然打不下去了。克里米亚战争终于收场。
罗斯柴尔德银行其实不在乎打仗的输赢。到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法国、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全都以一家或数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为金主。罗斯柴尔德银行又在战争期间把老对手新对手们整的整，灭的灭，它在政府公债上的江湖老大地位再也无人能够撼动。
即使在所有银行都难逃破产命运的1857年，也没有一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亏损，最大的损失不过是盈利减少而已。
天主教银行家：第三股势力
法国的银行家族势力在1870年之前大致是犹太银行家与清教徒银行家两大阵营对垒。犹太银行家族中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显而易见的领袖。清教徒银行家族体系中间，首领就是米腊博家族。天主教银行家族不像清教徒和犹太银行家那样饱受宗教迫害，这也是他们缺乏凝聚力的原因。
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第三股银行家族，即天主教银行家族势力逐渐在法国形成。这个集团包括达维里尔（Davillier）、鲁伯萨克（Lubersac）、达摩其（Demachy）、古德霍克斯（Goudchaux）、莱西德科斯（Lehideux）等银行家族。但是，第三股势力其实是一种不太稳定的势力，他们很快又分成两派。一派天主教徒银行家跟罗斯柴尔德阵营逐渐结成了联盟，并且支持第三共和的建立；另外一派主要是跟崛起中的重工业集团联手，而重工业集团的主力家族都是天主教徒，法国钢铁大王施内德（Schneider）是其中的领军者。在这三股势力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金权的进化：从所有权到控制权
在法国的历史上，无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贝列拉家族，这两大势力集团都跟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但是他们同法国的实体经济的联系却相对来说弱很多，除了在铁路方面投入稍多以外，在其他实体经济行业投资兴趣并不大。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工业革命前期的资金需求量对于储蓄相对充足的法国而言，已足够使用，充裕的资金供给使得国际银行家们在竞争中利润不高，因而缺乏足够的动力；二是政府和外国战争的公债需求量极大，利润既高又有保证，属于爆赚加稳赚的投资。另外，资本稀缺的国家，其项目回报率相当可观，又有当地政府的担保，也属高利和可靠的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银行家的资金其实并不直接进入本国实体经济循环，而是在国际上追逐高额利润。
从银行的运作模式来看，在法国工业资本主义崛起初期的纺织、冶金、运输和机械等行业的融资需求有限，法国的私人银行模式足以应对。同时，热爱储蓄的法国人投资方向比较保守，倾向于买卖稳定可靠的政府和企业债券，而并不特别热衷股票类冒险高的投资。如果投资实业，他们则倾向于投资私人和家庭企业，而不太愿意投向那种大型的商业机构或者公司，所以大规模的股份制银行在法国发展一直很慢，这一点和英国类似。
但是，随着大规模铁路项目的建设，这一局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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