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他们只剩下了5个人。
清醒过后的他们，跪在草地上哭了。为他们的劫后余生，也为他们眼前的绝望。
刘达在广昌保卫战时是个排长，从那一场战争中他已经真正领略到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刘达参加红军已经4年了，大小仗经历过无数次，他在战斗中变得成熟起来。
他们虽然甩掉了追击的敌人，但在这野山野岭间想找到一条生存的出路谈何容易。就他们5个人，别说坚持打游击，就是活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
刘达那一刻下定了决心，走出森林，走回江西去，要打游击也只能到江西去打。
另外4个战士没有异议，但他们担心，能走回江西老家么？
1934年12月2日，黄昏时分，从湘江冲出来的红军，终于陆陆续续地集结在了三面环山的油榨坪。
油榨坪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红军指挥部就设在镇中的一个小院里。部队接到了在油榨坪休整的命令，镇里镇外到处可见红军临时搭起的帐篷，还有神情疲惫的红军战士的身影。
12月4日，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了《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以及师级机关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后方机关直属队的多余人员，全部编入团的作战部队中，立即检查、抛弃、销毁不必要的文牍、物资及行李。
湘江这一战，使李德在红军中的地位彻底遭到了动摇。这两天来，李德和博古的情绪都很低落，几乎一言不发。关于红军到底该往哪里走，他们也不再顽固地坚持以前的主张了。
周恩来坐在镇外的一个小山包上，望着眼前忙来忙去的红军战士们的身影，想的很多，也想的很远。这支从血战中冲出的部队，此时已经没有了后方，也得不到补充，更谈不上休息，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立即开拔了。
部队究竟要走向哪里？是坚持原来的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还是改变行军路线，找到一个能让红军站稳脚跟的地方？目前，李德和博古已经在红军中失去了威信，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一个能统帅全军的人，达到上下一致，想冲出敌人的重围，仍然是个泡影。
此时，在他们“最高三人团”中，有谁能够担此重任呢？
对博古，周恩来是了解的，别说在如此危难关头，就是在一次小战役上，他也要依靠李德。那么李德呢？实践证明李德也不行，从广昌保卫战到这次红军西征的湘江血战，李德已经失去了威信。不仅失去了威信，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还酝酿着一种敌视情绪。
一个念头陡然跃入脑海，他想到了毛泽东。他了解毛泽东。从宁都会议毛泽东交出兵权后，他就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个人。看来，只有毛泽东此时此刻才有能力也有威信拯救这支近乎瘫痪的部队了。
周恩来想到这，心里多少踏实了一些。但很快周恩来又想到了这次湘江的失利。兵贵神速，这是作为一个指挥员必备的常识，然而此次红军西征却无视这种常识。从苏区出发时，仅就中央和军委纵队，就有1．4万人，还有2000多副挑子和担架，以及大批的骡马驮队。这个沉重的包袱足足拉长有50多公里，两面是保护他们的纵队。这种缓慢的移动，使红军主力一次又一次失去了战机。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么大一个包袱，红军就不会在湘江两岸损失这么惨重。
然而，这个包袱能扔掉吗？
当时苏区的红军有3种选择。要么丢掉机关；要么丢掉战争的主动权；要么不作战略转移，和敌人在苏区一拼到底。
显然这3种做法都不可取，他们只好折中地选择了又背包袱又转移的策略。最后才有了湘江的惨败。
这个责任究竟谁来承担？周恩来一时想不清楚，也想不出个头绪。
天渐渐地暗了，周恩来站起身，茫然四顾，他的心里有股说不清的滋味。
小小的油榨坪镇，一下子挤进了这么多人，到处是匆匆忙忙奔走的身影，骡马、担架挤在一起，吵吵嚷嚷之声像一锅沸水。
博古挤在人群里。天很暗，没有人注意到他。此时，他也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他想找洛甫或王稼祥等人谈一谈。究竟要谈什么，他也没有想好，总之他觉得应该谈一谈，他心里空落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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