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在一旁说：辣椒吃多了上火。
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也说一句：不怕上火，就怕没火。
毛泽东每次离开毛泽民的住处，毛泽民从不送他。毛泽民一直看着哥哥的背影消失，才关上门。不知为什么，他每当面对着哥哥瘦削又有些落寞的背影从他视线中消失时，他心里总会涌出一阵酸楚，他知道哥哥心里很苦。红军这次又要有重大行动了，会不会影响哥哥的心境，哥哥知道这次重大行动吗？
周恩来走后的第二天，毛泽民又雇来了一些民工，小吴和小张又一次来协助他工作。
这一次搬运很顺利，下山后这批财宝直接运到了苏区造币厂。从那以后，一直到红军长征，小小的苏区造币厂一直在忙碌，他们把金锭和银锭加工成易于携带的金扣和银元等。
毛泽民不再为这些财宝担心了。苏区造币厂日夜有红军守护。
毛泽民很想再见到一次哥哥，他觉得自己有许多事需要向哥哥请教，包括白天兴和王先贵的事。过了许久，有关王先贵的死一直困扰着毛泽民。
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由于共产国际会议定的调子，便把反右倾机会主义模式化了，这给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由于国际形势大气候的影响，中央苏区于1931年8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定》，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情绪。
王明接手改造了中央领导机构之后，又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中央代表，去执行国际共产组织的“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机关，排除异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于11月1日到5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在反右倾的前提下，同时批评了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中的“农民战争论”、军事工作中的“游击主义”，这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唱主角，也是开始夺取毛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会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上承担了责任，要求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上，也引起了一番争议，后来国际组织的代表米夫提出了“留周去瞿”的方针。
到了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临时中央首先致电周恩来，命令周准备行动起来。1月上旬，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敌我双方的态势，回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分析了周恩来的建议后，又退了一步复电周：让他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中革委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著名的淞沪保卫战。
1932年2月4日，根据中革委部署，红军3军团借国民党淞沪抗战之机，围攻赣州。
由于仓促应战，又加上红军的装备落后，激战几日没有收获，于3月7日撤围。
1932年3月，3军团从赣州撤围之后，集结在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到江口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应向北发展，并以红1、5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3军团、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1932年3月30日，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直下赣泉，方能调动敌人赢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州易守难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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