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彰化市。”我说。
“晚车回台北？”
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
“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
“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
“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去讲演？”
“我不会做别的。”
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
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
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着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线，那个闷热黑暗的深渊，爬不出来啊的深渊。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头，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
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的说了一句：“可不可以来彰化讲讲话？”
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档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讲演？”我艰难的问。
“是，请求你。”
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
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又值过几秒钟的班？“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
“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出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什么话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
我欠过生命线。
那么，还吧！
本来，生日是母亲父亲和自己的日子，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开始。那一天，有权利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的安心大睡一天。
既然欠的是生命线，既然左手腕上那缝了十几针的疤已经结好，那么在生日的前一日将欠过的还给这个单位；因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尸走肉。第二日，去员林，悄悄的一个人去过吧！
员林，清晨还有演讲，不能睡，是乡亲，应该的。然后，青年会和生命线安排了一切。
你要讲什么题目？长途电话里问着。
要讲什么题目？讲那些原上一枯一荣的草，讲那野火也烧不尽的一枝又一枝小草，讲那没有人注意却蔓向天涯的生命，讲草上的露水和朝阳。
就讲它，讲它，讲它，讲那一枝枝看上去没有花朵的青草吧！
火车里，每一张脸，都有它隐藏的故事，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有隐藏的悲喜？是不是一生里，曾经也有过几次，在深夜里有过活不下去的念头？
当然，表面上，那看不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表情，他们甚而专心的在吃一个并不十分可口的便当。这，使我更爱他们。
下火车的时候，经过同车的人，眼光对上的，就笑一笑。他们常常有一点吃惊，不知道我是不是认错了人，不太敢也回报一个笑容。
站在月台上，向那对同坐的夫妇挥着手，看火车远去，然后拎起小猪，又拿披风将它盖盖好，大步往出口走去。收票口的那位先生，我又向他笑，对他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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