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那天的事情为什么如此恶化起来，或许只是因为我的出言不逊，或者因为朱卉终于忍无可忍，我匆匆走出发廊的时候，一瓶洗发液从背后飞过来，差点砸到我的脚跟上。
某种衙头青年的恶习使我的行为近乎疯狂，我把脸贴在玻璃门上朝朱卉扮着鬼脸，还做了一个下流的手势，朱卉不再看我，她的双手仍然停在半空中，她的目光无力地落在傻子狗狗的头顶上，我看见傻子狗狗转过脸，茫然地瞪着朱卉，我看见朱卉把狗狗的脑袋再次扳回去，朱卉用梳子在狗狗头发上轻轻地挑了一下，然后我清晰地看见一滴晶莹闪亮的泪珠，那滴泪珠恰好滴落在狗狗的头顶上。
那滴泪珠后来使我愧疚了很长时间。
假如不是因为遗忘在发廊里的雨伞，我第二天绝不会再走到朱卉的发廊前面转悠，我在煤店附近转悠了半天，发现贴在橱窗上的朱卉的美人照不见了，透过那一大块玻璃可以看见一个女人在里面给自己吹头发，我终于认出那是朱卉的姐姐朱梅，那不是朱卉。
我走进去寻找那把雨伞，这才注意到发廊里已经空空荡荡，只有八只花篮堆放在台板和椅子上，朱梅知道我找雨伞，显得很吃惊的样子，“你来理过发？”她说，“听朱卉说没有做成过一笔生意，朱卉就给狗狗理过发，还是免费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抓着雨伞往外面走，走到门边我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朱卉怎么不在？这店要关门啦？”
“开不下去只好关门。”朱梅说，“不关门怎么办？没人找她做头发，总不能到衔上拉人进来呀。”
“朱卉人呢？”我又问了一句。
“现在大概已经上火车了，她又回广东去啦，”朱梅在镜子前照了照刚吹好的头发，“她在那边过惯了，回来反而不习惯，她想走就走，谁也拦不住她的。”
我的脸突然燥热起来，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杀人犯逃离了现场，我抓着那把雨伞低着头走过煤店，我听见我祖母在喊我的名字，我没有理睬她。煤店里的那群妇女还在叽叽喳喳地议论朱卉，一个声音说，“她哪里做过什么经理？小白知道她在那边的底细，天天晚上在舞厅等人嘛，什么狗屁经理？”另一个声音像打气筒一样嗤地笑了一下，然后一大群声音跟着快乐地笑起来。
我早就说过就连香椿树街上空的云都是由闲言碎语组成的，我习惯了这种叽叽喳喳的声音，但那天我极其仇视那种声音，就像一个杀人犯总是会有嫁祸于人的举动，我突然怒火中烧，把手中的雨伞狠狠地扔进煤店店堂，我听见了一阵尖叫声后心里就舒服一些了，妇女们和我祖母都惊惶地追出来喊，“怎么回事？你疯啦？”我嘻皮笑脸地对她们挥挥手，我说，“你们才疯了，神经病，一群神经病！”这么骂着我突然想起朱卉骂人用的那个新词汇，于是我一边笑一边对她们喊着，“三八，三八，你们都是三八！”
我的行为愚蠢可笑，实际上只是想减轻心中的罪孽，我真的不希望你把我看成一个街头无赖，我心里其实藏着许多美好的东西，就说那个远在南方的朱卉，我每次想起她便想起一个怀抱红石竹花站在医院门口的女孩，但那个女孩你现在再也见不到了。她又去了南方。当然她在香椿树街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譬如那八只花蓝。我每次经过那间荒弃的发廊，总是会伸头朝玻璃窗内望一眼，总是会看见那八只花篮，后来朱卉走的时间久了，人们不再谈她的事，那八只花篮也就不见了。
除了遥远的婴儿时代，一鸣的双脚总是处于某种不安定的状态中。一鸣两岁刚学会走路就有了一次远游的经验，他在一个阳光绚丽的早晨爬出了立桶，直奔门外的街道，一鸣他跌跌撞撞地混在早晨出门的人群里，像一匹小马驹沿街奔走着，一直走到邮电所那里才停下来，他摸了摸墨绿色的邮筒，他当时还弄不清楚那是不是一个人，或许他知道那不是一个人，所以他大胆地对着它撒了一泡尿。然后他就站在邮电所门口朝这个陌主的世界东张西望，从他身边经过的人们都以为他的父母正在邮电所里寄信呢，没有人注意两岁的小男孩一鸣，但一鸣注意到地上有半截被人丢弃的油条，他捡起油条放在嘴里咬着，虽然已经被别人的脚踩脏了，但油条毕竟是油条，一鸣吃得很香，吃完油条他又发现了地上的一颗烟蒂，一鸣照例去捡了放在嘴里，咬了几下，大概觉得味道不时，却不知道把它吐出来，于是一鸣就张大了嘴站在邮电所门口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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