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一次去酱油铺习盐掉了伍元钱，整整一天她都在寻找那伍元钱的下落，当她彻底绝望时我听见了她的伤心的哭声，我对母亲说，别哭了，等我长大了挣一百块钱给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大概只有七八岁，我显得早熟而机敏，它抚慰了母亲，但对于我们的生活却是无济于事的。
那时候最喜欢的事情是过年。过年可以放鞭炮、拿压岁钱、穿新衣服，可以吃花生、核桃、鱼、肉、鸡和许多平日吃不到的食物。我的父母和街上所有的居民一样，喜欢在春节前后让他们的孩子幸福和快乐几天。
当街上的鞭炮屑、糖纸和瓜子壳被最后打扫一空时，我们一年一度的快乐也随之飘散。上学、放学、作业、打玻璃弹子、拍烟壳——因为早熟或者不合群的性格，我很少参与街头孩子的这种游戏。我经常遭遇的是这种晦暗的难摄的黄昏。父母在家里高士声低一声地吵架，姐姐躲在门后啜泣，面我站在屋檐下望着长长的街道和匆匆而过的行人，心怀受伤后的怨恨，为什么左邻右舍都不吵架，为什么偏偏是我家常吵吵个不休？我从小生长的这条街道后来常吵出现在我的小说作品中，当然已被虚构成“香椿树街”了。街上的人和事物常吵被收录在我的笔下，只是因为童年的记亿非常遥远郊又非常清晰，从头拾起令我有一种别梦依稀的感觉。
我初入学堂是在六九年秋季，仍然是动荡年代。街上的墙壁到处都是标语和口号，现在读绘筏子们贿都是荒诞而令人费解的了，但当时每个被子都对此耳熟能详。我记得我生平第一次写下的完整句子都是从街上看来的，有一句特别抑扬顿挫：革命委员会好！那时候的孩子没有学龄前教育，也没有现在的广告和电视文化的熏陶，但满街的标语口号教会了他们写字认字，再愚笨的孩子也会写“万岁”和“打倒”这两个词组。
小学校是从前的耶稣堂改建的，原先牧师布道的大厅做了学校的礼堂，镇子们常吵搬着凳椅排着队在这里开会，名目繁多的批判会或者开学典礼，与昔日此地的宗教仪式已经是南辕北辙了。这间饰有圆窗和彩色玻璃的札堂以及后面的做了低年级教室的欧式小楼，是整条街上最漂亮的建筑了。
我的启蒙教师姓陈，是一个温和的白发染鬓的女教师，她的微笑和优雅的仪态适宜于做任何孩子的启蒙教师。可惜她年龄偏老，而且患了青光眼，到我上三年级时她就带着女儿回湖南老家了。后来我的学生生涯里有了许多老师，最崇敬的仍然是这位姓陈的女教师，或许因为启蒙对于孩子弥足珍贵，或许只是因为她有那个混乱年代罕见的温和善良的微笑。
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一场重病使我休学在家，每天在病摄上喝一碗又一碗的中药，那是折磨人的寂寞时光。当一群小同学在老师的安排下登门慰问病号时，我躲在门后不肯出来，因为疾病和特殊化使我羞于面对他们。我不能去学校上学，我有一种莫名的自卑和失落感，于是我经常在梦中梦见我的学校、教室、操场和同学们。
说起我的那些同学们（包括小学和中学的同学），我们都是一条街上长大的孩子，彼此知道每人的家庭和故事，每人的光荣和耻辱，多少年后我们天各一方，偶尔在故乡街头邂逅相遇，闲聊之中童年往事便轻盈地掠过记忆。我喜欢把他们的故事搬进小说，是一组南方少年的故事。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也许不会发现，因为我知道他们都已娶妻生子，终日为生活忙碌，他们是没有时间和兴趣去读这些故事的。
去年夏天回苏州家里小住，有一天在石桥上碰到中学时代的一个女教师，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宋老师去世的消息吗？我很吃惊，宋老师是我高中的数学教师和班主任，我记得他的年纪不会超过四十五岁、是一个非常严谨而敬业的老师。女教师对我说，你知道吗他得了肝癌，都说他是累死的。我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位女教师最后的一番话，她说，这么好的一位教师，你们都把他忘了，他在医院里天天盼着学生去看他，但没有一个学生去看他，他临死前说他很伤心。
在故乡的一座石桥上我受到了近年来最觉重的感情谴责，们心自问，我确实快把宋老师忘了。这种遗忘似乎符合现代城市人的普遍心态，没有多少人会去想念从前的老师同窗和旧友故交了，人们有意无意之间割断与过去的联系，致力于想象设计自己的未来。对于我来说，过去的人和物事只是我的小说的一部分了。我为此感到怅然，而且我开始怀疑过去是否可以轻易地割断，譬如那个夏日午后，那个女教师在石桥上问我，你知道宋老师去世的消息吗？说到过去，我总想起在苏州城北度过的童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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