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匠追出门外朝阿珍喊,走就走了,你怎么砸我的花?花匠这么喊着声音突然嘶哑了,他开始是想追阿珍的,追了几步又退回去,退回去抱起他的花。人们看见花匠抱着那株露出根须的白色月季,脸上已经老泪纵横。后来有人站在一旁,充满怜悯之意地看花匠为花换盆,问,换了盆能活吗?花匠说,能活,这盆白月季不容易死的。又有人过来开门见山地问花匠,阿珍跟你离婚了?离了。花匠凄然一笑,用手拍了拍盆里的土说,她不像,是我看错人了,她其实一点也不像。这些年花匠老了,头发花白,腰背也驼了。即使花匠不老民丰里的人们大概也不会去管他的闲事了,从花匠那里人们得出某种新鲜的结论,有的人的闲事别人是管不了的,管了也是越管越糟。但是民丰里的人们不会丧失乐于助人的天性,所以去年花匠突然向邻居提出要借一辆板车时,桃子的母亲一口答应,当天就去菜场把板车拖回了民丰里。她把板车交到花匠手里,随口问了一句,你要板车拖什么?花匠的苍老的脸上又露出了少年般的腼腆,他轻声说,拖一个人。桃子的母亲追问道,拖谁?花匠低下头搓他的手,搓了一会儿说,是六小姐回来了,她男人死了,她病得很厉害。花匠的喉咙里咯地响了一声,像呻吟也像哽咽,他说,不瞒你,她也快死了。桃子的母亲惊呆在板车旁,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把她拖回家干什么呢?人都快死了,拖回家干什么呢?花匠在板车上拾起一片菜叶扔掉,他说,不干什么,把六小姐拖回来,让她看一眼我的月季花,你不知道,她最喜欢白色月季花了。消息惊动了整个民丰里,那个黄昏当然是二十年后的黄昏,民丰里的人们汇集在大门洞两侧,等待传说中美丽而神秘的六小姐重访旧地。他们看见花匠拖着板车慢慢地过来,挤进狭窄的门洞,他们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看板车上躺着的人,看清楚了,六小姐竟然是一个面若黄纸奄奄一息的老妇人,六小姐进门的时候眼睛朝左侧一瞥,左侧都是孩子,那目光充满了温柔和慈祥,又朝右侧一扫,右侧多为妇女,那目光却依然是矜持和高傲。夜里有人趴在花匠家的窗台上朝里面窥望,看见屋里彻夜亮着灯,除了灯还点着许多蜡烛,六小姐就躺在一块床板上,她的枕边放着那盆白色的月季花。他们看见花匠坐在旁边,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都以为他睡着了,但花匠突然站起来抓住六小姐的脚敲了几下,笃,笃,花匠的动作非常轻柔而娴熟,这时候窗外的人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她已经咽气了,花匠还在给她敲脚!
事情确实如此,花匠把六小姐拖回家的那天夜里六小姐就死了。民丰里的人们很难确定花匠和六小姐的关系,他们最终是否算是做了一回夫妻?但他们第二天都往花匠家送了花圈或线绨被面的幛子,不管怎么说,那是民丰里的人们最尊崇的风俗。
九三年遥远的波黑依然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我经常从电视上看见一些年轻英俊的斯拉夫人种的士兵在硝烟中穿行的镜头(或是断了一条腿躺在担架上),也是在电视上,我看见无数男欢女爱纠缠不清没完没了的连续剧,每剧必有一首凄怆动情的主题歌,每天夜里准时刺痛你的耳膜。那恰恰是世界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真实而平静的血,一个是虚幻的赚人眼泪的戏。我们只能生活在其中,玩味他人或者被他人玩味,去打仗或者制造打仗的武器,去演戏或者欣赏别人演戏。我们只能这样,不管是九三年,还是九二年或九四年。九三年像所有的年份一样,对于我也是有苦有乐。九三年南京的夏天并不很热,相信冬天也不应太冷,正如我蜗居在阁楼上写出的作品,不是很精采,但也不会让我很失望。写作者为自己作品的好坏担惊受怕,本身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但我不想避讳这种忐忑的心情。好在那篇作品完了,我又可以寄希望于下一部小说了。
与我同住南京的作家叶兆言说,作家就他Ma的得写。随遇而安,随遇而乐,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情——是不是这样?我想应该是这样。九三年冬天的夜晚,窗外寒风呼啸,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冥冥中说,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到底要写到什么时候?另一个声音却说,写你的吧,别东张西望,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除了写作你还能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嗯?
莫医生撑着黑布雨伞走过铁路桥的桥洞,听见一种哐当当的金属撞击声从头顶上滚过去,手里的伞轻轻地往上蹦了一下,莫医生把伞斜撑着快跑了几步,回头看见一列货车刚刚从铁路桥上通过。货车是黑色的,漆写了一些白色的文字和标码,没有车厢的那几节蒙着油布,它们挟卷着一阵风响在莫医生的视线里一闪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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