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说我赶上了好时光,跟我讲一个人的道义感和责任感,讲它们与诗歌必不可少的联系,讲那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诗人是如何工作的,一个真正诗人从来都是现实生活最敏感的神经,即使不直接介入现实,诗歌中无形的血脉、气味、甚至节奏同样是对所处时代的一种自觉与掘进。后者当然是针对我的诗歌而言,我知道老人更欣赏北岛江河食指们的诗,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他们,老人也十分清楚。我模仿过他们的声音,甚至也曾写出惊人的句子:我们从墓地站起/像一场叛乱/村庄望风而逃。但这不是我的诗,不是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与我无关。
是的,我没能成为老人所希望的诗人,甚至不是我自己希望成为的诗人。我更多的诗淡而无味,几乎没有抒情成份,也没意象或象征,只有细节、叙述,干净的句子,无色无味,像塑料一样。这不是我喜欢的诗,但我只能这样写,如果也算诗。我后来真正喜欢的诗人是海子,从抒情角度我认为有了海子的诗我已无事可做。我需要抒情读读海子就行了,不做作,像大地流水一样。老人也喜欢海子,从天才角度对海子评价甚至超过了北岛,老人认为海子的才华不在俄国叶赛宁和西班牙的洛尔迦之下。老人趣味之广泛使他并没完全排斥我的无色无味的写作,从纯诗的角度老人也欣赏我的写作,我不知道是否一种鼓励,老人认为我的诗有一种罕见的质地,看起来淡而无味,没言说出什么,却可能是一种新的声音,但同时老人认为我作为诗人是不成功的,甚至是不可取的,老人不解我年轻轻的写的诗何以如此平淡,怎么会有着事物本身的安静与虚无,老人说,你到老了再写这样的诗不迟,现在还是应该尽量使年轻的自己飞起来,触摸历史、大地、更多的心灵。在老人看来我这样写下去至多是一个小诗人,为此老人数次向我悉心讲述自己的心灵与肉体的历程,讲述苦难与荒谬的根源,讲述历史的现场。老人不知道这一切对我都过于巨大,只能将我吞没,不可能做出我个人生命的反应。有时我甚至没出息地想,老人也是诗人,为什么自己不写寄望下一代人呢?很多次话已呼之欲出又咽了回去,我想我不能要求老人,希望总是在下一代的,是我自己不长进。然而不可避免地我后来越来越反感历史,越来越不愿倾听历史,我认为那是别人的历史,不是我的历史,面对别人的历史我在哪儿呢?我不要历史,我只要安静,体会,寻找的存在。我内心有一些东西,它们细枝末节,可能没价值,但是属于我的,并深刻地直指内心。我愿成为一个眼中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我愿自己是一种开始;如果老人从没有一种个人的生活,那么我是否有了这种可能?
我实践着自己,但写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拿给老人看,来老人这里也少多了,而且后来更多的情况只是看望一下老人,买点吃的用的日常物品。我曾给老人买过一个小巧的可移动的金属书架,结果被拒之门外;提议老人无论如何应有一台电视,老人坚持不要;给老人清理房间,打扫一下厚厚的灰尘也从未得到同意。我同意老头看守历史现场,但灰尘实在无此必要,灰尘说明什么呢?为此曾同老头数次争执。每次来看望老人,那些房顶墙壁垂挂的灰尘都让我感到危险,总怕掉落下来。我的确发现过老人头上后背挂过一缕缕长长的毛茸茸的灰尘,额上黑了一块,老人尽管已直不起腰,但高旷的身躯仍时时会碰到那些越来越长的尘埃。那些灰尘已构成某种缓慢但看上去又像上疯长的植物,它们不仅夏天生长,冬天照样伸展,一开门就迎风摇摆。如果是晚上,在昏暗灯光下,老人一动不动,我来了也只是向我点点头,有时笑一下,有时不笑,半天我们才能进入谈话。老人越来越固执,冬天冷,我记得曾给老人买过一条电褥子,一只电磁保温杯,老人用了有两年,但是有一次我发现保温杯不翼而飞,老人又用起了文物般的上面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缸子,我问老人保温杯哪去了,老人不答,身上又穿上了早年扫街刷厕所的蓝大褂儿。那一刻我想到某种东西已快要降临,老人已年过八旬,的确是太漫长了。
我害怕见老人,每次去都要心跳一阵子,但是老人活着。老人并不糊涂,甚至我觉得越老越强硬,说话短促,越来越简洁,没有任何唠叨。每次都是我讲一些事情趣闻给老人听,或者嘘寒问暖,问需要什么,老人从来说自己很好,没病没灾,什么也不要。有时问我在读什么书,让我念新写的诗,老人听着,总是点头,不再批评我,有时眼睛骤然一亮,让我重复,我重复,以为老人会说什么,但是没有。老人已不去图书馆,基本也不怎么出门,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就是枯坐,回忆,老人说经常回到孩提时光,就像看电影一样。有时我想给老人买串佛珠,像古寺僧人那样有自己的周天与极乐,那是一种没有边界的遨游,可上天入地,可是老人没有任何宗教修持,老人把基督教佛教艺术脉络说得头头是道,对宗教并不陌生,可是从没谈论过自己的任何一种信仰。从老人身上我觉得一个人的晚年是需要一个神的,如果没有神的陪伴简直是可怕的,就那样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一生,守着风烛残年,再强硬的人也是多么的孤单。也许只有回到童年,像做梦一样,童年是我们惟一的宗教,无论它是否快乐。是的,总是快乐的,那时我与老人整理图书是多么快乐呀,我们度过了怎样神秘的时光,甚至就连我对老人的另一种眼光也是快乐的。十年或十五年了我说不清老人是否我另一个父亲,我依赖他又拒绝他,拒绝他又依赖他,他比我强大,甚至越是垂暮越比我强大。老人九命,我恐怕连九分之一也没有,一次就足以结束我。事实上在我精神恍惚时已数次想到过服药,但每一次想起老人都觉得自己轻如鸿毛,几乎立刻打消了自绝的念头。如果我没得到老人的任何个性的真传,但老人顽强地活着的确总能给我以力量,我不知那是一种什么力量,甚至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力量,但那的确是撼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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