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格在康玉尔仁波钦身边度过了三个星期，与康玉尔仁波钦建立了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联系”。这种联系直到许多年后也没中断，尽管康玉尔仁波钦已圆寂了许多年。离开了大吉岭，马丁格继续假期旅行，从喀什米尔到了大马士革，看了苏菲伊本·阿拉比的陵墓，十字军骑士的城堡，又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在图尔努的修道院感受了安静空旷的清新气氛，但这一切，都不能同他在大吉岭面对康玉尔仁波钦的三个星期相比。马丁格回到巴斯德学院，感觉一切已经和以前不同。尽管他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蒸蒸日上，雅各布导师对他越来越倚重，但他却无法忘记喜马拉雅山的康玉尔仁波钦，无法忘记那三个星期的“身／心／现象学”。
每天他仍旧在显微镜下登录细菌染色体卡片，研究最前沿的无限的微观世界。这是生命最初的形成阶段，但是生命形成之后又应该怎样呢？马丁格经常在显微镜下这样想。事实上，生命形成之后的精神世界的形成远比生命的形成更为复杂，这方面不但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进步，事实上反而倒退了马丁格在登录卡片时同时做出这个结论。马丁格作为生命的整体在对生命局部的几乎不可视的细微的观察中，总是不断回想起康玉尔仁波钦坐在窗前的身体，以及那个时刻康玉尔仁波钦所传递出的生命的信息、精神的密码、每一刻的静默、窗外的流云和山峰统一的精神世界，这一切让马丁格意识到在康玉尔仁波钦的身体中显然有一种更能启发生命本身的科学。
当我在康玉尔仁波钦身边时，马丁格告诉父亲，我容易忘掉巴斯德学院，当我在巴斯德学院时，我的心则总是飞向喜马拉雅山。1972年，我终于做出决定，离开巴斯德学院，置身于我所希望的喜马拉雅山。那时候我已完成了研究课题，雅各布教授本想派我到美国从事一个新的研究主题。雅各布教授和那个时期很多前沿的研究者一样，已从对细菌的研究转到了对动物细胞的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这个领域后来使细胞生物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完全知道继续课题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科学研究生活已经结束了。我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我没有浪费各类的投资：包括家庭为我的教育作的投资、让－弗朗西斯科·雅各布的投资，我认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实现我的个人向往了。事实上我并没有加速信仰的发展，在定居喜马拉雅山之前，从1967到1972年我等待了多年。我将我前往喜马拉雅山而不是前往美国的决定通知了让－弗朗西斯科·雅各布教授，我记得也通知了你……
可是，你不觉得科学与信仰，这两件事是可调和的吗？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问儿子，问得一点也不犀利，甚至不如说是慈祥的。
马丁格告诉父亲，科学与精神两者之间的确并没有根本的不相容，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坐在两张椅子之间，或是用一根两头尖的针缝东西。对他而言在他看到最内在的需要的时候，他再也不愿意将时间分摊开来，他希望将时间完全贡献给在他看来是最主要的事物。
后来，正如你希望的，我发现我的科学训练与对佛教形而上学和对佛教的实践是完全可调和的，而且，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我从来也没有在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也就是对真理的研究中处境艰难。
我好像明白你所说的调和，父亲说，你将先前的科学训练和严格精神用在了有关佛教或佛经的研究上。可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科学史上有着最重要发现的领域，而你本来是能够参与的，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父亲说到这儿叹了口气，有些动感情。
生物学没有我也发展得很好，这个星球上不缺少研究者，不缺少科学家。
马丁格这样说多少有些不讲理。这是第一次甚至也是唯一一次马丁格流露出作为儿子对父亲的特征。
真正的问题是，我的生命中需要建立一个优先的等级，那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尽可能好地使用人生的潜能而任我的生命一天接着一天地风化。对我而言，大量的科学的认识已经变成一种对于较小的需要所作的较大的贡献。
你把自己贡献给了一种比我们纪元还早多个世纪的古老教义中，但你带来新的认识了吗？老头穷追不舍，晃了晃福尔摩斯式的直嘴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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