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一个男生拿出了我们那届的毕业纪念册来——学校印的那一本。同学们尖叫起来，抢着要看看当年彼此的呆瓜模样。那一群群自以为是的小面孔，大半庄严的板着，好似跟摄影师有仇似的。
“小时候，你的眉头总是皱着。受不了口欧！”一个男生说。
“原来你也有偷看我呀？！”顺手拍一下打了他的头。
轮到我一个人捧着那本纪念册的时候，顺着已经泛黄了的薄纸找名单——六年甲班的。找到了一个人名，翻到下一页，对着一排排的光头移手指，他，匪兵甲，就在眼前出现了。
连忙将眼光错开，还是吃了一惊，好似平白被人用鎯头敲了一下的莫名其妙。
“我要回去了，你们是散还是不散呀？”
散了，大家喊喊叫叫的散了。坐车回家，付钱时手里握的是一把仔细数好的零钱。下车了，计程车司机喊住了我，慢吞吞的：“小姐，你弄错了吧！少了五块钱。”没有跟他对数，道了歉，马上补了。司机先生开车走的时候笑着说：“如果真弄错倒也算了，可是被骗的感觉可不大舒服。”那天晚上，我躺在黑暗中，只能说一句话：“嗳，老天爷，谢谢你。”
一直到了初中二年级有了“生理卫生”课之前，我都不知道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从小就问过母亲，她总是笑着说：“是垃圾箱里捡出来的呀！”我从来也知道这是母亲的闪烁之词。如果天下的垃圾都会幻化为小孩子，那些拾荒的人还敢去乱翻个不停吗？我们是垃圾变的？真是不可思议。
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除了堂兄、弟弟和父亲之外，对于异性，只有遥遥相望，是不可能有机会去说一句话的。我们女生班的导师一向也是女的，除了一个新来的美术老师。他给我的印象深，也和性别有关。第一天上课时，男老师来，自我介绍姓名之后，又用台湾国语说：“我今年二十四岁，还是一枝草。”那句话说了还嫌不够，又在黑板上顺手画了一枝芦草。我们做孩子的立即哄笑起来。起码很明白的听出了他尚未成家的意思——很可怜自己的那分孤零就在这句话里显了出来。
“那我是一朵花呀！”我跟邻位的小朋友悄悄的说。老师第一天来就凶了人，因为上课讲话。他问我：“讲什么，说？！”我站起来说我是一朵花。全班又笑得翻天覆地，老师也笑个不停，就没有罚。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分派的，情感好的同学，因为好到不知要怎么办才能表明心迹，于是就去结拜姊妹。当然，不懂插香发誓等等，可是在校园一棵树下，大家勾手指，勾了七下，又报生辰，结了七个金兰。大姐的名字我仍然记得，就是当今政治大学总教官的太太，叫王美娟。我排最小，老七。义结姊妹以后，心情上便更亲爱了，上学走路要绕弯，一家一家门口去喊那人的名字，叫到她蹦出来为止。中午吃便当就不会把饭盒半掩半开的不给旁人看是什么菜了，大家打开饭盒交换各家妈妈的爱。吃饭也只得十五二十分钟，因为课业重。可是讲闲话必是快速的抢着讲，那段时光最是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那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位发育得比较早的同学，在生理上起了变化，她的母亲特别到学校来，跟女导师讲悄悄话，她坐在位置上羞羞的哭。等到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死不肯讲，只是又哭。老师看见我们那个样子，就说：“好啦！这种小事情将来每个同学都要经历的，安静回座位去念书呀！不要再问了。”
吃中饭时，我们就谈起来了。“她妈妈讲流血啊什么鬼的，我坐第一排，听到啦。”我说。“流血什么意思？”“就是完蛋了！”“怎么完？”“就是从此要当心了，一跟男生拉手，就死了。”“怎么会死？”“不是真死啦！傻瓜，是会生出一个小孩子来。”“小孩子是这样来的呀！”我们听得变色。“没有那么简单，真笨！还要加亲吻的，不亲只拉手小孩子哪里会出来？”其中一个杨曼云就讲了。“一亲一吻，血跟男人就会混了，一混，小孩就跑出来了。”
我们七个姊妹吓得很厉害，庆幸自己的血暂时还不会跟什么人能混，发誓要净身自爱，别说接吻了，连手也不要去跟人碰一下才能安全。从那次以后，在学校看见我那同住一个大家庭的小堂哥陈存，都不跟他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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