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知道警察的牙齿为什么全是白的了，他们风吹雨打，皮肤都黑，当然了。
我也说不出任何理由来，只是站在他面前，嘻的一笑。“如果你要罚，我就干脆先去买纸头，两分钟，好不好？
请你看住车，不要叫别的吊车来拖走了，拜托——”
“两分钟就出来，我等你——”吊车就是他嘛！我笑笑，点点头，赶快跑过街去。
两分钟不到，买好了一盒纸，付了钱，抱着盒子飞快的穿过街，再跑去站在警察的面前。
“咦，你不是三毛吗？我是你的读者呀！”他哗一下叫了起来，表情真纯，很教人感动。好家伙，你笑的时候像我弟弟。
“谢谢你护车，对不起，我马上要走了。”我不敢多跟他讲话。跟警察扯自己的书也是不好的，他是我的读者，更不敢提醒他罚不罚了，还是赶快走，趁他没有要抓我之前就走掉，这样他的心里便不会有矛盾了。
我规规矩矩的把车开出去，回头笑了一笑。
经过忠孝东路两排高楼大厦的深谷，交通挤成麦芽糖似的扭成一团。看看那些争先恐后抢道争先的车队，我笑了起来，将玻璃窗摇上，免得吸进太多废气。收音机里播音员说要放一条歌，李珇菁唱的：“到底爱我不爱”。然后，歌声飘了出来——。
躲开一部压上来的大巴士，闪掉一辆硬挤过来的计程车，我在汹涌的车潮里不能脱身。快线道上什么时候来了一辆卖馒头的脚踏车，那个路人为什么在跨越安全岛？这一群乱七八糟的人啊，都和我长着一样的脸孔。
台北，台北，如果你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我怎么回答？
想到这儿，酸楚和幸福的感觉同时涌了上来，滋味很复杂。十字路口到了，那儿站着的，明显的两个卡其制服的黄警察。
一定去海边
就是那样的，回来不过二十四天，棕色的皮肤开始慢慢褪色，阳光一下子已是遥远的事情了。
总不能就那样晒太阳过一辈子呀，毕竟夏天是要过去的。回台的那天，胃痛得钝钝的，并不太尖锐。
就是在松江路和长春路的交会口，开车开到一半，绿灯转成了红灯，想冲过去，松江路那边的车队却无视于卡在路中间的我，狼群一样的噬上来。拦腰切上来的一辆计程车好似要将人劈成两半似的往我的车右侧杀过来，那一刹间，我缓缓的闭上了眼睛。
那是这三个月中第一次又在台北开车。
很累，累得想睡觉，狂鸣的喇叭非常遥远而不真实，比梦境里的一切还要来得朦胧，后来，前面绿灯亮了，本能的往前开，要去南京东路的，后来发觉人在松山机场，也不知这是怎么开去的，一切都是机械性的反应。
父母家的日光灯总也开得惨白白的，电视机不肯停，橄榄绿的沙发使人觉得眼皮沉涩，母亲除了永无宁日的叫人吃吃吃之外，好似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表达她的爱。
菜总是丰盛，眼睛是满的，四周永远有人和声音，餐厅里那张土黄色的地毯是闷热黄昏午睡时醒来的沉，在温水里慢慢溺死的那种闷。
学校是好的，有风没风的日子，都是清朗，大学生的脸，就不是那张地毯的样子。吃便当，也是好的，简单而安静，如果不吃，也没有关系，因为母亲的爱和它真是一点也没有关系。
于是，教课之前，去吃一个冰淇淋，它冷，不复杂，一个小小的冰淇淋，也是因为它简单。
世界上的事情，周而复始的轮转着，这有它的一份安然，倦淡的祥和，还有凡事意料得到的安全。
慢读《红楼梦》，慢慢的看，当心的看，仍是日新又新，第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梦，怎么不能醒呢？也许，它是生活里唯一的惊喜和迷幻，这一点，又使人有些不安；那本书，拿在手中，是活的，灵魂附进去的活，老觉得它在手里动来动去，鬼魅一般美，刀片轻轻割肤的微痛，很轻。
网球拍在书架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斜斜的搁着，溜冰鞋不知道在哪里，脚踏车听说在弟弟家的阳台上风吹雨打，下飞机时的那双红球鞋回家后就不见了；它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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