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飞朝烟缸里磕磕烟灰，慢条斯埋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打游击，连粮食问题自己也解决不了，怎么能行？”
装备部部长咳一声嗓子，接过话来讲：“主席曾指示，哪里搞革命就向哪里援助。总理根据主席这一思想，明确了四点：一、援助是为了支援受援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二、援助要促使其自力更生，不要使对方养成依赖思想……”会议室里静了许多。段苏权在那一刻想了许多。
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思想家，毛主席坚持国际主义精神无疑是对的。但做为中国政府的“当家人”，周恩来不能不更实际，想得更全面更具体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团难。
一次，周恩来同一位受援国的领导人经过艰苦谈判，说定了3亿元的援款。受援国已经很满意，当毛泽东接见时，听说给3亿，便讲：“太少了，我们随便扫扫仓库底子也够了。”
就这么一句话。援额便翻了番。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手紧的。中国还很穷，搞起这点家底子不容易。必须有求实的精神。在援外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嘴紧手紧，极其珍惜中国人民靠艰苦创业积聚的财富。比如，有次老挝提出增援2000支枪，邓小平在掌握实际情况后，认为1000支足够，便卡下1000支。又比如，老挝方面提出援建一条公路，邓小平根据斗争实际及我们国家的情况将这个请求推后了。
这种实事求是为中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邓小平的“罪状”，因此而受到批判和指责。康生在1967年8月23日钩鱼台8号楼里召开的一次援老工作会议上说：“我总觉得对老挝（援助）卡得太紧。
是过去邓小平的思想流毒。”“对老援助要积极、适用。过去邓小平插了一手，卡得很紧。他们反帝就要积极支持……”在8月15日还曾讲：“邓小平对老挝援助是形左实右……要2000多支步枪只给1000多。过去这个账算在彭绍辉头上，实际上是雷英夫……”实际情况如何呢？
对于军队不足3万的寮国战斗部队，从1960年到1966年，中国给予的无偿援助总金额达5656万元。这还不含给富马的673万元（是在富马倒向右派集团前提供的）。
一位参加过抗美援老，当年在老挝参战两年，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后勤部副部长的龚利军，他在回顾与老挝人民共同战斗的许多美好往事和友谊时，也不无遗憾他讲过这样几件事：老挝军人和我们关系非常亲密友好，但也有件事挺让我不解。就是他们有个习惯，受打枪玩。动不动就朝天朝山朝树上打几梭子过瘾，比小孩放鞭炮还随便。当年咱们抗日打老蒋，别说放空枪玩了，就是见了敌人也下许乱开枪呀。就那么几颗子弹，不打则已，打出去就得咬住肉。三颗子弹没消灭一个敌人那是要受批的呀。三颗子弹打出去能有缴获。
赚回更多枪和子弹才是好样的，不然军队怎么发展怎么继续打仗？唉，他们来得容易，枪支子弹就不当回事。
咱们援助老挝的都是南京产的“跃进”牌卡车，这种车适应南方的复杂气象和地理环境。我们去接老挝客人，开小车他们不高兴，以为瞧不起人。要大车。开卡车去接，他们高兴了。大车比小车威风“高级”。站在大卡车上威风凛凛很开心。不过，他们从来不修车。一辆新车送到手，开上就跑。开到出了毛病，车发动不起来或轮子坏了，不管大毛病小毛病，就地一扔再要辆新的开。
1968年我们援建老挝，修公路。使用的都是国内最先进的机器。有的甚至国内重点工程求都求不来。成本好高啊，用10元的票子铺路面，铺满了都铺不完。单说沥青吧。
我们国内有的是，但阿尔巴尼亚有困难，沥青卖不出去，积压，经济有困难。我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自己沥青再便宜也不用。买了阿尔巴尼亚的沥青，用飞机运到老挝来筑路，解决了阿尔巴尼亚的困难，也支援了老挝。我们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是做出了可贵的牺牲和贡献的……我参观过老挝村里县里的商店，除了当地的食品特产，几乎所有日用商品都是中国援助提供的。
一阵饮茶声之后，总参装备部部长放下茶杯，继续会议发言：“我们的对外军援分为三类：一类被援助国家，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有。甚至我军尚未配置的装备也先给他们；二类被援助国家也是有求必应，根据我们的可能；三类被援助国家则要看看他们的具体政治动向……策略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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