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工作是非常细致全面的，甚至穿上“服装”进行“预演”和“彩排”。
服装是由代表团秘书长伍修权将军提议统一研究确定的。伍修权将军说：“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服装一定要庄重、严肃、统一。”于是，经研究选择了一种黑色面料，为每个代表团成员做了一套中山装。后来，当中国代表团穿着这套黑色中山装在日内瓦开展活动时，所到之处，路边经常有人原地立定，恭敬地向代表团脱帽致敬。开始代表们不知其所以然，后来才弄清，在瑞士，牧师是穿黑衣服的。庄重、严肃。很多人把中国代表团员误认为是传教来的牧师了。
说“传教”也可以，我们宣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
预演和彩排更精彩。比如，黄华是代表团发言人。出发前，在外交部礼堂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演习。集中懂英语的新华社记者扮演外国各通讯社记者，尽其所能提出各种问题刁难这位发言人。这些“外国记者”也毫不客气。
挑衅性的、侮辱诽谤性的。威胁恫吓的，“据理”质问的。
五花八门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出。黄华面对这些“敌对势力”，从容镇定，一一给予回答、解释或是反驳。几经“较量”，不但锻炼出镇定、从容。大度的气质，锻炼出机敏的应变能力，而且更加熟悉了全部形势及我们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有了这种充分准备，当同恩来率领代表团在日内瓦走下飞机时，那整齐威武的队伍立刻引起轰动，各国记者争抢着拥上去拍照。世界各大报都刊登出了来自日内瓦的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子提箱也都相似……”有了这种充分准备，当黄华和另一名发言人龚澎同志每次会议之后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时，总是能够对答如流地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各种质疑。尽管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和刁难，但都非常出色地给予了驳斥，引起记者们的普遍赞叹。就连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苏同盟，周恩来的主要盟友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志。中方俄文翻译李越然是这样回忆他们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我的感觉，莫洛托夫与周恩来具有同样的坚定性。
有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精神。他们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们都具备了处理复杂政治问题所必须具备的魄力：直觉和适时地做出决断的能力。
在会议进行的前一段，经常是莫洛托夫介绍情况，谈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外交策略，周恩来认真听龋并时时提出一些问题。莫洛托夫对一些资产阶级外交家们的背景、履历、禀性。以及优点和弱点了解得多，对一些人可以说是相当熟悉。他的介绍对周恩来无疑是重要的。
然而，周恩来显然比莫洛托夫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斗争艺术性。他的这一特长，在会议的后半截，就是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斗争中，得到充分发挥和证明。
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还要复杂。当事国不止一个越南，还有老挝和柬埔寨，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还有阻挠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
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周恩来的军事参谋雷英夫曾提过意见：“不打下奠边府，一切无从谈起。”
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打得不顺利，武元甲将军有些信心不足，说：”损失太严重了”，“我们的精锐部队几乎全搭进去了。”
难怪奠边府战役难打。在美国支援下，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奠边府集结了21个营和10多个连队的重兵、并且修筑起碉堡林立的集团阵地，吹嘘奠边府是一艘不可摧毁的“山林中的航空母舰”。
拿下奠边府的决心下定之后，中国由彭德怀将军直接负责支援越南的组织工作，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设法将重炮和火箭炮帮助越南人民军运送上前线，投入奠边府战斗。
中国井派出韦国清将军亲临前线参与指挥作战，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终于取得了奠边府大捷。
奠边府大捷是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终能达成协议的关键性一步。此前，越南保大政府的代表曾在会议上指着范文同的鼻子大骂：“你们的政府在哪里？你们不过是影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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