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也是旧社会分化出来的，没有读好私塾，没有进过大学。我的职业是小学教员。那时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列宁。十月革命以后才知道马克思、列宁。组织中国共产党时只有7O个党员，都是知识分子。开一大时12位代表。那时谁也看不起我们。哪有你们现在这样大的势力？
那时我们不懂得搞军队，跟国民党合作。1926年举行北伐。
1927年上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杀共产党了，这一杀就好了，不杀人就不能革命。我看，你们这些人也是反革命杀出来的吧？苏发努冯亲王不是几乎被杀掉了头吗？”
凯山感慨道：“是埃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毛泽东缓缓点头：
“我们也是经常犯错误的。那时我们劝你们合作，许多同志掉了头，军队剩下也不多了。第一次日内瓦协议，越南南方统统搬到北方，我们也参加了嘛！”毛泽东这种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使凯山深受感动，以更加敬仰的目光望着毛浑东，一眨不眨听毛泽东讲下去：“受了损失不怕，总结经验教训站起来接着干就是。1927年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时，我们有5万党员，被国民党杀掉一批，投降一批，第三批不干了。剩下不到1万人干革命。我们那时的人到现在剩下800人；现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还是这800人。”
言毕，毛泽东诙谐地一笑，又以调侃地语气补充：“人数少，资格老，有点经验，凭老资格哪。”
不知不觉，会见已进行了2个多小时。毛泽东思维敏捷，谈锋甚健，从老挝的形势又讲到整个东南亚的局势。临别，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儿步，说：、，“现在越南南方的斗争比我们的抗日战争有发展。他们不把美帝看在眼里，也不怕飞机，以轻武器对付敌人的重武器，敢打夜战、近战，用手榴弹，拼刺刀，它的飞机、大炮就失去了优势。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劝你们也要向他们学习。”
凯山·丰威汉起身握住毛泽东的手，充满信心和激情：“我们有决心把抗美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抬起右臂表示送客，用他那高亢的声音最后讲一句：“还是那句话：中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
越南顾问总团团长说：“越南有着和平土改的经验；又熟悉情况，你们反而去邀请中国？”凯山·丰威汉沉吟：“一条是中国式的土政，一条是越南式的土改。我们走哪条？”
段苏权明确宣布：“我们的建议只向老挝同志谈，一个建议至多讲两次。不同越方发生争执。”
段苏权陪同凯山·丰威汉，总书记晋见毛泽东主席后，回到桑怒，很快便进入了1966年。
这一年，段苏权拿出了很大精力设法废除老挝解放区的“贡滥”制度，实现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原望。
3月16日是老历年，寮中央设宴招待中国工作组的同志，段苏权早一天便派人把下乡搞农村调查的几位同志请回来。并听取了汇报。
那还是段苏权初到老挝不久。房门前被土匪埋了地雷的时候，他曾与凯山谈话：“周围农村的党组织没建立起来，政权也没来得及很好改造，战斗又哪么紧张”，凯出·丰威汉唉了一声，承认道：“上匪一直没停止对我们的骚扰。”
“单靠部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就那么多兵。”段苏权在谈重要问题时，并不提高声音，而是放缓说话节奏，甚至是一句一顿：“关健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项工作搞不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这个道理我已经明白。”凯山听得不少，也读过许多毛泽东的文章，”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待条件成熟后再占领城市，解放全国。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个伟大创举，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具体憎况，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对，各国有各国的具体情况。”凯山接话很快，显然早有想法：”但我国当前的情况和中国过去的情况很相似，都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都是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闹革命，所以，农村包围城市也是我国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依据我国农村阶级状况，研究制定有关方针政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党建政，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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