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的手腕被父亲抓住了。父亲拉他一下，他僵僵地没有动。俩人就那么僵持两三分钟。
常发在抖，他身上只有一件单衬衣。也许他不是冷，而是体内的火在烧灼。
父亲忽然叹一口气松了手。常发就在炕上对父亲行个下跪的礼，便声息全无地闪出屋。
于是，黑暗中传出另外三名警卫员的吃吃窃笑。陈发海悄悄说：“副政委叫他入乡随俗了。”
我的父亲在暗中摇头：“这里觉悟高，风俗不好。”
话音一落，笑声又大了二分。
起床时，常发已经是在自己被窝里。从脸相上可以猜到他一夜未睡。换了一个老汉照顾父亲他们早饭，那妇女没有露面。直到父亲上马要走，妇女才从厢房里冲出来，跑到常发的马旁，抱着他的腿。她哭得发红的两眼仰望马背上的常发，把一个什么物件塞给他，便哭着跑回房里。
出村时，父亲问常发：“她哭什么？”
“她丈夫牺牲了，她让我留下。”常发将一个物件递给父亲。那是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
父亲勒马，认真望着常发，“你可以留下，参加地方工作。”
常发垂下头，低低一声：“我跟你走。”
父亲眼圈一红，打马出村。他的身后，传夹陈发海的声音：“常发，介绍介绍经验么，为什么女人一沾你身就会着迷？”
“滚蛋。”常发放马跟上我的父亲。
可是，父亲结束在党校一分部的学习时，常发忽然提出要走。
“我在北方是条龙，我去南方还不如一条虫。”常发小声说。他知道我的父亲被中央分配到南方，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行动。南下支队司令员是著名红军将领王震。
“唉，也好。”父亲叹息着说，“你可以参加地方政权工作，就留在陕北……”
“不，我想去宁夏参加骑兵。”
“她不是还在等你吗？”父亲撩开常发的衣襟望着他拴在腰带上的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问。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混蛋汉子竟然这样比喻。他又沉重地皱了眉说：“我不会种地，我只能过马背上的日子。”
“你呀，我看仗打完了你怎么办？”父亲替常发写了证明材料和介绍信。
常发去了。父亲怅然若失，接连几天闷闷不乐。那时，警卫员陈发海早去河东将病愈的我母亲接到了延安。在延安半年多，她体内巳经孕育了我，说话有了母亲般的温柔：“千人千性，多为常发想想你就径松了。”
父亲摇头叹气：“我是想常发讲的话。我怕我去南方也不如一条虫呢……”
父亲优虑的不只是对南方情况不熟，工作不像在北方那么得心应手，他还担心蚊子。他也怪，不怕子弹泊蚊子。子弹在他臂上穿个眼，他一星期便伤愈出院。蚊子在他臂上叮一口，他狼狈得皮烂肉溃高烧不止，在医院住两个月很难出院。从此谈“蚊”色变。直到几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落难的父亲被重新安排工作，他拒绝去江西省任职，选择了大西北的甘肃，——就因为伯蚊子。
住在父亲隔壁窑洞的是后来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同志。他与父亲同名不同姓，他妻子写给他的信被人错送到父亲手中，引起父母一场误会。杜星垣出主意说：“这种事找别人不行，只有找彭真。他是你们晋察冀的老首长，现任中组部部长，他准能帮你解决问题。”
父亲壮起胆子去找彭真。正在枣园开会的彭真发现我的父亲在窗外徘徊，便走出门。
“大个子，有什么事吗？”
父亲立正敬礼，赧颜说：“有点事。组织上决定我随南下支队行动，可是……我刚从前线到延安，刚学习半年，我想再多学习学习。”
“学习机会以后还会有么。”
“我一直在北方工作，对南方情况不熟。”
“干起来慢慢就会熟。”
“可是，彭真同志，您了解我，我并不是怕艰苦，不是怕危险，我本来就是从前线来的……”我的父亲绕山绕水，终于下个决心讲实话：“我，我实在怕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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