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啦，百叶窗滚滑下来。这声响若是在喧闹的街市上也许听都听不见。然而，响在静谧的房间里，却不啻一声雷鸣。那匀长的鼾声骤止，我也如凝结了一般僵硬住。心脏还不曾恢复跳动，身后己响起愤怒焦躁的声音：“嗯？怎么回事？”
我迅速转身，面无血色。
毛泽东已经欠身坐起，微微浮肿的眼睑似乎在跳动，网满红丝的眼睛瞪住我：“说啊，怎么回事？
“我、我关窗……”
“早干什么去了？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你给我站着去！
我一声不响，走到院子里立正站好。
工夫不大，最多不过五分钟，毛泽东开门盯着我，依然满脸怒色：“你去吧，你不要在这里了，你去把李银桥叫来！
我低头向值班室走去，哭丧着脸向李银桥做了汇报。卫土长便匆匆向毛泽东卧室赶去。
我惴惴不安地守候着，好久好久，屁股都坐麻了，李银桥终于阴着脸走进来。
我急忙立起身，晃了晃，站稳了。用询问的目光可怜巴巴望住他。
“你怎么搞的，事先为什么不作好准备？我真想——”卫士长咬牙切齿朝我举举拳头，没有说下去。
“主席睡着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如果毛泽东能重新入睡，我情愿叫卫士长痛痛快快打一顿。
“还睡什么睡？主席有多痛苦，你这个小混蛋！去吧，主席叫你呢。”
我痛苦而不安地回到毛泽东卧室，他正斜靠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文稿，眉头皱起很高。听到声响，他侧转脸，望住我。
“主席，我……错了。我低声说。
“唉，“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嗓子有些发沙，“你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
“主席……”我掉泪了。
“莫怪我了。我工作多，脑子里想事多，睡不容易，烦躁。情绪就不好控制。
“主席……是我不得……”我哭出了声。
“委屈你了，莫怪我了。我已经认了错。我也忙么，国家大事想的多，干扰我睡觉也干扰我思考。我也是人么，人总是有点脾气，我们要互相体谅。”
我痛哭失声。我的哭本是被毛泽东所感动，是痛悔自己工作不慎，可是我嘴笨，这种的复杂心情怎么也不会用嘴表达清楚。结果，毛泽东误以为还觉委屈，在一星期时间里，三次向我道歉，作解释。
“唉，至今想起这件事，我就……”李连成嗓音越说越沙哑，终于咬塞了，侧过脸去揉眼窝。
我眼圈也有些酸热。良久，我小声问：“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走，主席不是更误会了吗？”
“不会的。”李连成低着头说，“卫士长帮我说清了心情。毛主席也了解我的秉性，卫士长一说他就理解了。何况，我要求走的理由毛主席也是满意的。”
“什么理由？”
“要求上学么。毛泽东极看重学习。谁肯学习他就喜欢谁。我要求去人民大学预科学习，毛主席好高兴哩。老人家拍着我肩膀说：好，那好。肯学习说明你有志气，有出息。我上学后，毛主席还专门让小胖张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过年。1962年的春节，我是在主席家里过的。主席不喝酒，那天跟我干了一杯葡萄酒。脸好红呢，笑得那么开心……”
李连成说着，目光转向窗外，凝望着，久久不动一动。他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没有问。我怎么忍心打断他美好的回忆？
毕竟，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
知道你要来采访，郭副团长跟我打了招呼。排练正忙，我也没来得及认真准备。就照你说的．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吧。
1959年，我刚满十二岁，参军进了空政文工团，在学员班学舞蹈。1963年4月的一天，政治助理老吴同志找我谈话，说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
谈话后。一位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的老同志咬着我耳朵说：“小工，这回你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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