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笑了。连连示意叫作者坐下说话。作者却无论如何不敢坐，一句话也讲不连贯，简直要晕倒了。江青只好叫人把他领走了。
“唉，不了解呵，不了解就容易盲目，盲目就乱崇拜。毛泽东摇着头感叹，“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听了他作的歌。观众也会崇拜。写出这么好的歌，会是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啊？其实。就是他，普通人么。关键是要互相了解……”
这番话今天想起来回味无穷。当时我却不曾真正理解，尤其不曾想到毛泽东也是在说别人对他的崇拜含有某种不了解，带有一些盲目性。
1964年我参加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演出前，在中南海出任务，我曾问毛泽东：“主席，我们排演了《东方红》，场面好大呢，您看不看？”毛泽东说：“安排了我就看。”
演出那天，我正在化妆，忽听前台传来一声儿童的呼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顿时间，大会堂里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演员们纷纷冲出化妆室，融入欢呼的浪潮。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已经熟悉，可是受那气氛影响，普通人的毛泽东形象消失了，我眼中看到的又变成了那个伟大而神秘的领袖人物。我跟着大家欢呼跳跃，跟着大家一道流泪。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再回到春藕斋出任务时，见到毛泽东，我感到前天那次演出就像是一场梦。毛泽东还是有血有肉活生生坐在我们中间谈笑风生，喝茶、抽烟、跳舞。聊天，一切都和普通人一样。两腿朝沙发前伸出时，又露出了线袜子上的两块补丁。我心有所动，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接见演出人员那天；我们都特别激动。大家都哭了，我也哭了。”
“你们还哭什么？”毛泽东淡淡的眉毛皱了皱，“我们经常见面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低下头，稍停片刻转了话头。“接见时，总理宣布了我们爆炸原子弹成功的消息。大家简直高兴得不知喊什么才好。”
“嗯，这件事还是值得高兴的。
“现在社会上笑话可多呢？”我继续说，“郊区农民卖小猪的不说卖小猪，说牵个赫鲁晓夫回去吧。
毛泽东笑着摇摆头，大概觉得这个笑话不适合严肃的政治斗争。他吸燃半截香烟，然后又慢条斯理说：“赫鲁晓夫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不得人心哪，不得人心。我看他要不行了。
这话讲过不到一星期，赫鲁晓夫便“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一切职务”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同志轻步走过来，把一张戏单交给我，小声说：“小玉，问问主席听哪段？”
毛泽东喜欢听京剧，跳舞休息时常放几段京剧听听，由中央台的同志负责放录音或是唱片。我将戏单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点了一出老生唱段。我已忘了戏名。
毛泽东听京剧常常用手敲着板眼，逢上老生戏还跟着唱几句。有时也请一些名角来表演。记得著名京剧演员裘盛戎见到毛泽东后，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说不连贯话。毛泽东对此很皱眉头。现在想来，毛泽东固然伟大，但当时有些宣传搞得过分也是一个原回。把毛泽东神化了，因而有些人见了毛泽东就像见了神一样诚惶诚恐。我虽然经常见到毛泽东，不那么觉得神秘，但也并没完全摆脱这种“神化”宣传和弥漫全国的个人崇拜气氛的影响。春节时茶几上摆一些糖果，毛泽东随手抓糖给我吃，我从来舍不得吃一块，都是小心翼翼揣兜里，带回去分给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这是毛主席给的糖啊！”我总是这样骄傲而又神秘他说。于是，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也舍不得吃了，甚至不敢吃，宝贝似地保存起来——糖也被神化了。
我感到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但他有时也无可奈何。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非常想见毛主席，哪怕是远远望一眼呢。可她父亲解放前开一个小理发店，在那个年代这是属于出身不好。根本进不了中南海。她很羡慕我，常暗暗流泪，几次让我替她向毛主席问好。我对毛主席说：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每次都让我代她向您问好，她特别想您。毛泽东连连说：“谢谢她，谢谢她。代我谢谢她。”毛泽东并不是想见谁就可以见谁的，他曾解释说：“我做事也得听党的安排，听组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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