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胜利，过春节，一个人先来三杯！”郑维山擎起高脚杯，走到杨成武面前，“你是这个部队的老司令员，你先喝！”
立刻有几名将军举杯附和：“于！干！”
不容杨成武搭话，耿飚已然逼上来：“三杯！干三杯！”
这位三十五岁的“老司令”豪兴陡发，奋然起身举杯：“不，五杯！我干五杯！”
五大杯烈性白酒被杨成武一口气连续干完，激情更是不可遏制，转过来向耿飚、杨得志、郑维山等将军展开反攻：“来，六杯！干六杯！”
杨得志犹豫：“你先喝，我后喝。”
杨成武坚持按规矩办：“我干过这次你喝了我就喝！”
“喝！喝！我先喝！”还是耿飚痛快，脖子一仰，那杯酒便倒进肚子里去了……
唉，那时可没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天下大乱。
两位没喝酒的将军驱车北京站，在专运处那边登上专列。等候几分钟，车下响起骚动。
是负责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到八十名成员都是精明剽悍、训练有素的连排级干部。除了轻捷的跑动声，听不到其他音响，转眼之间便从站台上消失，都登上了前驱车和后卫车。
几乎是在站台空寂下来的同时，几辆黑色轿车急驶而入，停在主车车门口。杨成武看到那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下车，立刻就在几名卫士的簇拥下登上主车，几辆轿车随即驶离。他刚把目光离开重新空寂下来的站台，专列已经开动。他看一眼腕上的表：七月十四日凌晨三点。
名副其实的“微行”。除参与决策的核心圈里的人物，没有谁知道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某些知情人总是注意杨成武和汪东兴的动向，那也未必能有正确判断。因为在北京的某些重大活动，即便杨成武和汪东兴没有出席，报纸上也会登出他俩的名字，使你误以为毛泽东还在北京。
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或叫副车厢，与毛泽东住的主车厢一门之隔。以往江青随毛泽东出行便住这个备用车厢。从杨成武的车厢往后，顺序住着江东兴、秘书及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郑维山随杨成武登上专列时便分了手，各到自己的车厢，没有招呼不会乱串。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备用车厢：“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谈。”
郑维山住在工作人员那边的车厢。杨成武马上派身边的参谋去叫。自己也随即起身。
毛泽东的主车厢与杨成武住的备用车厢结构相同，分卧室、办公室和客厅。杨成武端着茶杯坐到毛泽东一侧，毛泽东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这时不宜打搅。
可是，郑维山已经在门口立正敬礼：“主席！”
“噢。”毛泽东从沉想中转出，将燃了很长一截烟灰的香烟朝烟缸里弹弹，向沙发缓缓一指，“叫你上车来谈谈华北。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转了几个地方。”郑维山在毛泽东另一侧的沙发上坐下。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咱们这位书生都讲了些什么？”毛泽东望着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不再作声。
多少年后，杨成武回忆说：“那一路主席很少讲话，就是听，尤其注意陈伯达在各地都讲了些什么。”
毛泽东善讲，是语言大师，可以将不同的话说人不同人的心坎里。他可以撒开来侃侃而谈，似漫无边际又弦外有音，使你在云里雾端获得莫大收益；他可以言简意赅，一语惊魂，令你霍然汗出，茅塞顿开；可以引经据典、博引旁征，令斯文心灵冉冉；也可慷慨愤激、讽刺挖苦、嬉笑怒骂，令骄者屏息，横者惶恐。然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兼听熟思，特别是理念的东西难以梳理时。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的一天，静静听完离开他身边到社会参加工作的卫士讲述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曾愤然拍案而起，在游泳池的白瓷砖地面上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几个月后，他批转浙江省七个材料，揭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搞过“社教”，解决不了问题，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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