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上了《天人三策》，他的观点是天人感应。帝王受命于天来对世间进行统治，上天会以祥瑞和灾异来昭示对错是非，只要修德，便能顺应天命(58)。
他的策文打动了陛下。
董仲舒用“修德”代替了天授，顺利地解决了天命(58)的来源问题。
今上对他刮目相看，召他入朝参研这批古简。
董仲舒的所长是《春秋》，不是《诗》、《书》和古文，但多少懂一点。看了这批古简，他对商朝的来源发生了兴趣。天命(58)一词，最早就来源于商朝祖先契的诞生传说，所谓“天命(58)玄鸟，降而生商”。并且这批古简本身，从文字形状来看，也极似商末遗民留下来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董仲舒渐渐开始怀疑，商王族的来源有问题。
他是个务实的人，从先商屡迁的记载下手，一点一滴挖掘，甚至连降汉的朝鲜王子都询问了，居然考证出商祖先所居的“蕃”、“砥石”、“东都”等皆在东北。
因为他发现，肃慎、夫余、朝鲜等东北夷都不约而同有关于女子浴于水边、食鸟卵而生子的故事。那些故事和简狄生契的故事惊人地相似。由此，他认定，商王族很可能不是中原族裔，而是从东北迁徙而来的！
他把自己的考证向上面做了禀报，听完他的结论，陛下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下旨在辽东设高庙！
董仲舒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做法。本朝高祖起于沛县，举世皆知，却把高祖庙设到了遥远的辽东，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董仲舒很现实，他的观点是天命(58)的取得在于德行，他不赞成伪造证据迎合那些谶纬图录。
巧合的是，不久，一场大火焚毁了新建的高帝庙。董仲舒把他的不满抒发在一篇文章里，认为这是上天对这一不合礼制的行为的惩罚。用迁庙的手段给自己的统治加上符合天命(58)的证明，骗得了自己，骗不了上天。
要命的是，他的文章被主父偃看到了，主父偃正嫉妒他平步青云，便把这篇文章偷去上奏陛下。
陛下大发雷霆，董仲舒一度被下狱论罪，几乎被处死。在那之后，他才明白，许多事，是不能知道得太清楚的。从那以后，他一心研究他的《春秋》，绝口不提任何与天命(58)有关的话题。
好了，卫律，现在你还想跟我学这古简上的文字吗？
孔安国所说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可不知为何，我却相信他。
也许因为孔安国不像是会编造一个弥天大谎的人；也许因为这个故事恰好完美地解释了中原史书里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也许还因为，相信这样一个遥远的离奇故事，可以使现实中许多本来极令人痛苦的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从那以后，我便真正开始向孔安国学古文。他教给我的，远比他在太学教的那些深奥得多、难懂得多。我这时才意识到，上古文字是一门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学问。太学里那些令博士弟子们深感头痛的六书八体之类，和真正的古文字知识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
虽然内容艰深，但我进步神速，超出了孔安国的预料。但很快，他就明白了，那是因为我脑中没有一个固化的中原文字的概念。我自幼跟着父亲经商游历，从西域到朝鲜，从画在羊皮上到刻在木棍上的各种符号文字，我都接触过。所以，文字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交流记事的工具，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而学习古文字最关键的，正在于能抛却固有的观念，像一个一片空白的赤子一样接受一切。
我越学越深入。
私底下，孔安国对我有问必答，严格而耐心，是个真正的良师，但只要有外人在场，他立刻恢复一脸冷淡。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即使我已经陷得这么深，他还是希望能尽量使我免祸。
我很感激他，如饥似渴地学着他教给我的那些知识。
孔安国治学严谨、思想开明，在他面前，什么大胆的想法都能提出来探讨，唯有在商朝源流方面，他不准我多作涉猎。他不想我重蹈董仲舒的覆辙。
然而学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董仲舒的猜测不无道理。
有一次，我对孔安国说，上古商朝的语言里，确实有东北诸夷的影子。我在那边的秽貊族收购皮毛时，发现秽貊人说话有个特点，就是不会卷舌，比如“诸”字，在他们读起来就像“多”。而在《诗经》、《尚书》中，涉及先商的篇章，时常出现“多方”、“多士”、“多子”这一类词汇，用多少之多来解释，总觉得很勉强。但若当“诸”字看，便非常通顺了，不正是后世的“诸侯”、“诸士”、“诸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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