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营长和赖鸣升原是患难弟兄，也以弟兄互相称呼，谈话之间，颇能使人感觉出他们的手足真情。然而刘氏夫妇对这位“赖大哥”，所怀的真挚友情之中，却又夹杂着相当成分的怜悯与纵容。他们看得见赖鸣升自己看不见，悟不到的弱点，但基于一般人情，以及对赖鸣升的同情与友谊，他们纵容他、随和他、容忍他。在吃这顿“团圆饭”时的谈话过程中，我们一再感觉出刘氏夫妇的这种态度。常常是经由赖鸣升某一句话的“提示”，促使他们赶紧附和，说一句两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话，来帮着肯定一下他们明知已成虚幻的赖鸣升的“巨人”自我意象。下面是几个例子：
赖鸣升：“亏得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掉了。”刘营长：“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长官，我先敬你一杯。”赖鸣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刘营长：“大哥当年是潇洒得厉害的。”
赖鸣升：“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
刘营长：“大哥的海量我们晓得的。”
刘太太是个很好心肠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样，出于怜悯与人情，说些熨帖的话，使赖鸣升心里高兴。但她对赖鸣升的情谊，是由她丈夫而来，所以她对赖鸣升的看法，比刘营长“客观”一筹。她虽也真心跟着喊“老长官”，同声扶持赖鸣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对真正的他，看得相当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认真地想把他介绍匹配给“我们街口卖香烟的那个老板娘”，一方面固然显示她的关心，一方面却也多少泄露出她对他身分的真正估价。她的“容忍”成分，远胜“了解”；在她看到赖鸣升喝醉时，能冷静地把酒瓶“劈手夺了过去”。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妇，对烹饪的兴趣高于对朋友的了解；在赖鸣升那样激动地再度活于过去时，她心里顾念的，却是没人尝她拿手的“蚂蚁上树”。赖鸣升醉倒后，她对俞欣和骊珠摇头叹气说道：
“醉了……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大哥爱闹酒，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
这几句话，除了揭示刘太太对赖鸣升的客观看法与容忍态度，亦让读者得知，原来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不足为奇了。而最后一句“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触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现在的酒量并不怎么样，还是他的酒量一向并不怎么样？这联带引出一个非常令人深思咀嚼的问题：赖鸣升的“自我意象”，现在当然已不合实际。但以前呢？壮年时期的他，是否真的就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巨人意象？还是由于自己青春已逝，在“回顾”的酸甜交集的温馨中，把过去的自己，多描了几笔理想的色彩？赖鸣升心目中的自我，真正存在过吗？……然而，若沿这条线路想下去，则故事的“反讽”（irony）强烈得有点令人受不了。而且我想这样的反讽，也不是作者的原意。所以我们还是玩味一下，就算了。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我论到《台北人》里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型：第一是完全活在“过去”的人；第二是接受现实，但也时而回顾“过去”的人；第三是舍弃“过去”，或没有“过去”，而完全代表“现在”的人。在《岁除》里，赖鸣升属于第一型，刘营长夫妇属于第二型。剩下的三个配角，骊珠、俞欣和刘英，便属第三型。这三个年轻人，因为幼年无知时就来到台湾，或出生在台湾，对于代表“过去”的大陆，与前一代人经验的与国家命运攸关的沧桑个人历史，不能有深切的认识与同情。刘英还只是个小孩，暂且不论。俞欣和骊珠二人，显然都是二十出头，都是很有礼节，心地良善的青年男女。这从他们牺牲难得的单独相处机会，而答应留在刘家陪赖鸣升吃饭打牌之事实，可以看出。但因他们不了解赖鸣升，又没有刘氏夫妇对他所怀有的那种情谊，他们的看法完全客观，完全理智，丝毫不牵缠自己感情。如此，当赖鸣升激动无比地叙述日本鬼打棘泽时，他用自身血肉换取的惊天动地经验，俞欣却像隔在一层玻璃之外，背书似地称诵：“那一仗真是我们国军的光荣！”事实上，白先勇在多方面，把俞欣和赖鸣升二人，做成对比。赖鸣升的外貌（钢刷般的短发、特大骨架、脸上密密麻麻的苍斑等），与他身上那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都暗示他是一个耿直不屈，历尽沧桑，不重形式外表，注重精神实质，固执保守中国旧传统的代表“过去”之人物。而俞欣身上“笔挺的浅泥色美式军礼服”，“金亮的……领章”，“黑领带”，修剃得整齐服帖的头发，以及最后临走时对着镜子整理领带等动作，都暗示他是个与传统疏离，受了相当洋化，很能贴合适应环境，注重形式外表，缺乏内容深度，又颇有点沾沾自喜的现世人物。这倒不一定是说，俞欣这个人不如赖鸣升。而是在白先勇视界中，因为俞欣没有“过去”，生不逢时，便由不得他自作选择地被注定必须“肤浅”，必须是个形象相似但实质不同的“复制品”或“赝品”。这样有点专横的“定命”（Predetermination），当然，为的是配合《台北人》的整个架构，以及“今昔对比”的一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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