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大班得知她一手提拔的舞女朱凤，和一个香港侨生睡大了肚子，而那侨生已回香港去时，她头一句逼问的话是：“留下了东西没有？”朱凤摇头。金大班大怒，气不忿朱凤“让人家吃”，把好不容易高抬的“身价”毁掉。她骂她“把条大鱼放走了”，“连他鸟毛也没抓住半根”。
后来在舞池子里，大华纺织厂的董事长周富瑞拉住她，求她去请一请正在向他赌气的小如意萧红美。金大班笑道：“那也要看你周董事长怎么请我呢。”就这样，她轻易向他勒索得到婚礼的十桌酒席。她半劝半逼正在吃醋赌气，一心想捉金龟婿的萧红美，去陪周董事长，心里私自估计，那姓周的在萧红美身上“少说些也贴了十把二十万了”。
即连最后，金大班偶然流露柔情的一幕，她说的话也不与金钱无关。对着那个周身露着怯态，来舞厅“旁观”的年轻男人，金大班笑盈盈说道：
我们这里不许白看的呢，令晚我来倒贴你吧。
我们已看到，金大班真正是个重视金钱财物，俗气不堪的女人。但正因为她是这样一个人，在她臭骂朱凤之后，居然能把自己手指上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卸下掷给朱风，让她和她“肚里那个小孽种过个一年半载”，益发显出她当时的慷慨，是多么难得，可贵。
说到这里，我们虽对金大班已有了一个概念，但如果我们不同时研究一下这篇小说的语言与语调，就根本没法感觉到她是怎样一个有趣的人，因为我们无法看到她的种种“绝”处。这样的话，我们就根本捕捉不到这篇小说的喜剧特性。
我上文已提到，这篇小说之可能成为喜剧，是因为金大班不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而且，像货腰娘钓金龟婿这样的题材本身，也颇有喜剧潜能。然而这篇小说的喜剧表现，最主要还是维系在语言与语调。
小说始于作者的客观叙述。作者用生动，活泼，而略带夸张的口吻，把金兆丽这个角色，颇富喜剧意味地介绍呈现我们面前。一开头，我们听到夜巴黎舞厅的楼梯上“一阵杂沓的高跟鞋声”，原来“由金大班领队”，浩浩荡荡进来了十来个打扮得衣履风流的舞娘，使我们觉得看到了一队娘子军似的。金大班妆扮得金碧辉煌，一身尘世气味，但头顶却梳个大道士髻！突然，从楼门口，“窜”出夜巴黎童经理，“一脸急得焦黄”，只显得可笑，而不显得可厌。她的自大个性与火躁脾气，也只使人觉得可爱，而不可恨。
难得的是，当作者从金大班的意识观点叙故事时，往往三两句话，不但表现她的思想言语之俚俗，亦表现她的自大性格；不但显示她喜剧式的处世态度与观事态度，亦显示《台北人》里作者的“今昔对比”之一贯主题。下面是几个例子：
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童得怀那副脸嘴在百乐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
当年在上海，拜倒她玉观音裙下，像陈发荣那点根基的人，扳起脚趾头来还数不完呢？
她在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只那点。五年——再过五年她都好做他的祖奶奶了。
金大班这个人，自以为了不起，颇轻视她周围那些没见过“从前那种日子”，“那种架势”的人。她认为——有道理地认为——夜巴黎之有今天的场面，还完全是“靠了我玉观音金兆丽这块老牌子”。和赖鸣升同样，她骄傲于自己的过去，最希冀得到别人的尊敬。她喜以“老大姐”身分自居，所以吃道别饭时，舞娘们“孝敬我，个个争着和我喝双杯”，使她满心欢快。而秦雄对她“比对亲娘还要孝敬”，也使她甚为得意。她一手提拔“乡下土豆儿”朱凤，辛苦传授予她“舞场里的十八般武艺”，虽然是由于和童经理赌气，却大概也是为了享受享受当“教官”的威风。搓手搓脚抱怨她们吃顿饭这样久，客人没人招呼陪舞。金大班不慌不忙，起先还笑盈盈解释：“小姐们孝敬我，个个争着和我喝双杯，我敢不生受她们的吗？”但见童经理犹自不停的埋怨，她便“一只手撑在门柱上，把她那只鳄鱼皮皮包往肩上一搭，一眼便睨住了童经理，脸上似笑非笑的开言”；她“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自己居功的话，把童经理大大数落一番。然后，“也不等童经理答腔，径自把舞厅那扇玻璃门一摔开，一双三寸高的高跟鞋跺得通天价响，摇摇摆摆便走了进去”。童经理这个大男人，在这队娘子军面前，特别在娘子军的强悍首领金大班面前，所表现那种委琐无能、莫可奈何的样子，就颇有“阴盛阳衰”的喜剧味，而金大班的一些小动作，如说话时“打鼻子眼里冷笑”，“一眼睨住童经理”，走起路“高跟鞋跺得通天价响”等，和她说话的内容同样，显示出她那令人——至少，令作者——觉得有趣的自大个性与招惹不得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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