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根据“总司令”的叙述，黑窝主柯老雄，三年前是五月花的常客，耍过几个酒女，“有一个叫凤娟的，和他姘上不到一个月，便暴毙了。我们五月花的人都噪起说，是他整死的，因此才敛迹了几年”。这次他回五月花，“我派过丽君和心梅去，他都不要，还遭他骂了几句‘干伊娘’，偏偏他却看上了娟娟”。为什么柯老雄不肯要丽君。心梅这些个有风头的酒女，偏偏选中显然不大出色的娟娟？这也是“天命”吧？或者娟娟也是在死的凤娟冤魂，来身柯老雄讨债？
如此看来，娟娟确实好像不单是五宝一人的冤魂，而是天地之间所有冤魂的总合，我上文已经讨论过，在作者视界中，人，一生下来，身上就烙有孽痕——人类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孽。而这“孽”，就是人类的兽性或肉性。人既不能超脱“肉”而存在，就根本无法法除这个被迫加诸身上的冤孽，所以从作者观点而言，全人类的灵魂都是“冤”魂，而娟娟，既代表所有的冤魂，也就变成了全人类的象征。于是《孤恋花》这篇小说，从一个酒女的故事，引申扩大，成为整个人类的故事。成为一个天长地久、永无止息的人类悲剧。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娟娟，不是五宝的鬼魂，而是全体人类的“冤孽”。
还有一点我也顺便一提。我们中国古代神话，认为人间乱世，和“冤魂”有关，《西游记》里，唐太宗游观地府，阴司的崔判官就提醒他回阳间以后，做个“水陆大会”，超度“那无主的冤魂”，因为，“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白先勇在《孤恋花》里，似亦取用同一神话含义，影射我们今日社会之混乱。然而除了这么一点暗示性的社会批评，这篇小说的象征意义远甚于写实意义，我们不宜将它归为社会写实小说的类型。像柯老雄那样凶蛮下流的黑心野兽，像娟娟父亲那样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要强xx的丧心病狂，用来影射人性恶的一面，十分适当。可是如果我们偏要用纯写实眼光来看，就会觉得太缺乏普遍性。而且会误解作者选用这样的人物题材，是想以色情暴力刺激读者的感官。
本来，像这样一个“鬼故事”，也不可能是“写实”——除非解释为“心理之写实”。在西洋文学里，也有不少以人性善恶或灵肉对争为主题的小说名著，内容牵涉到鬼魂或其他“超自然”（Supernatural）力量。例如亨利·詹姆斯的《碧庐冤孽》（TheTurnoftheScrew），王尔德（OscarWilde）的《陀利安格雷的画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史蒂文生（RobertLouisStevenson）的《化身博士》（TheStrangeCaseofDr.JekyllandMr.Hyde），这些都是。为什么如此？这，大概是因为，一谈起“灵”和“肉”，就是触及人类生命最根本的奥秘；而要表现解释这样一个无可理喻的生命之谜，即使天下最高明的作家，也不得不借助于鬼神吧！
写作现代短篇小说的一大原则，便是表达故事含义的方法，不用“诉说”，而用“呈示”。白先勇严格遵守这一项原则。然而“呈示”的方式，又有明暗程度的不同。在《台北人》里，例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孤恋花》等篇，由于作者多用暗示和暗喻来表达故事旨意，所以相当难解。另外又有几篇，由于呈现旨意的方式多半是明示和明喻，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容易了解。《一把青》是其中的一篇。《花桥荣记》是另一篇。
实际上，《花桥荣记》和《一把青》，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两篇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两篇同样藉由叙述者的观点与口吻，道出小说主角的故事。《花桥荣记》的叙述者，是个早已迈入中年，可能已接近老年的饭店老板娘。她的爷爷从前在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开一家米粉店，叫“花桥荣记”，生意昌隆，家喻户晓。后来她嫁给一个军人，还当过几年营长太太，不料苏北那一仗，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随军眷撤来台湾，流落在台北，为了谋生，便在长春路底开了一家小食店，也叫做“花桥荣记”。
光顾这家小食店的客人，多是广西同乡，但只有卢先生一人，和她同样来自桂林，卢先生是长春国校的国文老师，初来饭店包饭时，年纪不过卅五六，长得高瘦青白，举止斯文有礼，从面廓可以看出他以前长得十分清秀体面，可是头发已先花白，眼角有了皱纹，颇看得出老。相谈之下，叙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门子弟，桂林水东门外那问培道中学，就是他爷爷办的。叙述者见他是桂林同乡，知礼识数，又得知他生活十分规矩，而且除了教书，又自己养鸡赚钱，已有一笔积蓄，就有意把她先生的侄女儿秀华，和他撮合成亲。（秀华的军人丈夫，在大陆上也一样的没了消息。）不料卢先生一口回绝，说他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原来他的未婚妻是桂林锦缎商罗家的女儿，和他是培道的同学，没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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