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柱国乘计程车离去，余教授独自踅回到家，“他的长袍下摆都已经潮湿了，冷冰冰的贴在他的腿胫上，他右腿的关节，开始剧痛起来”。于是他“把暖在炉灶上那帖于善堂的膏药，取下来，热烘烘的便贴到了膝盖上去”。他发现窗户让风吹开了，“赶忙蹭过去，将那扇窗拴上”，后又发觉“书桌上早飘进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书本都打潮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书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
这些描写都暗示，余钦磊虽己在现实生活逼迫下搁置了早年的理想，他却还珍惜保存着一份对过去的温暖记忆，而这份记忆，他留心卫护着，尽可能不叫它受到现世或现实势力的侵犯（所以他拴窗，揩干书）。小说末尾，余钦磊想起雅馨，那一段抒情式的回忆，十分动人，这也是余教授要卫护的温暖记忆。回忆的动作仿佛真的暂时净化赎救了他的灵魂。
他这栋温州街宿舍，确实已“残破不堪”。沙发“褴搂”，“破得肚子通通暴出了棉絮来”；榻榻米积年潮湿，“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屋里“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脱了线，有的发了毛，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他已不大再去念这些书了，平时却以“租来的”（不是购为己有的）武侠小说自遣。可是这一堆旧书，他却顽固地，铿吝地，死守着，而当太太（现世）干预，遗失了一叠笔记，这位早和现实取得妥协的好好老先生，居然也会“着实发过一次脾气”，逼得“家里的人”（现世）“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
不错。对于余钦磊教授，这栋温州街旧宿舍，是寒冷的现实世界里惟一的暖巢。他“栖住”在这个暖巢里。他还能感觉温暖，因为，他知道，尽管理想已经失去，青春已经逝去，这个巢里——也就是他心里——至少还藏着一份尚未深受沾染的记忆。
《国葬》是《台北人》的最后一篇，也是较短的一篇，全文大约六千字。这个短篇小说，固然也具有独立性，自成一个优秀完整的作品，它在《台北人》整体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和意义，却更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的序言（prologue），《国葬》，更显而无疑的，是这本小说的结语（epilogue）。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国葬》一篇，是台北人墓碑上雕刻的志文。
故事是写一个力衰体弱的老者秦义方，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台北殡仪馆内他旧日长官李浩然陆军一级上将的灵堂，当时之所见所感，以及隆重的公祭典礼之后，他好不容易登上一辆十轮军卡车，跟着灵枢启程赴墓地的情形。小说始终客观叙述，作者首先把故事的人、地、时，予以客观描写，固定下来。可是在秦义方向李将军的遗像跪拜过后，作者随着秦义方的内心感触，很自然地钻入他的内部意识，于是开始藉由这个老副官的主观观点，回叙往事，抒发感慨之情，揭露李将军的为人。这之间，作者又时而夹入灵堂里动静的客观描述（在秦义方观察所及范围内），主要却是为了继续刺激引发秦义方的回忆。小说近尾，启灵时分，又有一段文字，客观叙述秦义方如何不容易地获准搭上一辆侍卫卡车去送灵。小说即以他在卡车上兴起的一个光荣往事回忆为终结。
从秦义方的内心自白或唠叨，我们得知他打北伐那年起，就背了暖水壶跟着李将军，从广州打到山海关，之后几十年间，忠诚服侍他，陪他渡过各种大风大险。可是数年前，由于年纪衰老，又得了哮喘病，李将军终于叫他退休，到天气暖和的台南养病。他满心不愿意，一则因为跟了李将军一辈子，很以自己是他的副官为荣，不愿丧失这个身份；二则因为他十分敬爱李将军，觉得天下只有自己才摸得清楚他的脾气，知道如何照顾他，极不放心把这个责任交付给别人。可是主人既然已经开了口，他觉得没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只得退休到台南，住在荣民医院里养病。从他在灵堂里兴起的一堆内心牢骚，我们得知他把李将军的心脏病突发死亡，完全归罪于那些不懂得如何照顾他的年轻侍从，“这些小野种”，“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他真的相信，“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事了”。小说里，处处呈示出老的一代被年轻一代取替的现象。例如公祭典礼中，“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的三排将官，都是“新升起来的将官”，秦义方“一位都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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